文｜黄 斌
读完《归海》，心头像是压了块石头。张翎写母亲，笔触实在太过锋利。
单看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菲妮丝（袁凤）的母亲蕾恩（春雨）客死异乡，菲妮丝回到故土整理遗物，探寻身世谜团，让漂泊的灵魂终得安息于大海。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故事聚焦于主人公春雨及其姐姐春梅，在战火纷飞、政权更迭与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挣扎求存。若直白些，这便是一部关于母亲的史诗，取名《母亲》或许更为贴切。但细细品味便会发觉，《归海》这个看似晦涩的书名，实则隐喻着更为深邃的主题。
大海拥有涤荡一切的伟力。无论污泥浊水如何混杂，经海浪冲刷，终会重归清澈。对于生命而言，死亡便是那片大海。“死亡洗净了所有的旧迹，叫一切归零”，这便是“归海”的真意。一个生命历经何种磨难，最终都将在此得到净化。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定义为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到净化（卡塔西斯），即洗涤罪孽，令灵魂恢复圣洁与宁静。黑格尔则认为，悲剧借由主人公的毁灭，使冲突双方达成暂时和解，从而彰显伦理价值。
春雨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她出身优渥，聪慧且貌美，却一生被血水、污秽、耻辱、饥饿与动荡缠绕。十六岁那年，正值花季，她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被迫沦为军妓，从此背负起一生的耻辱枷锁。政权交替之际，为改变命运，她甘愿嫁给一位智力受损的英雄。饥荒年代，靠卖血供养女儿成长。政治狂潮汹涌时，为护女儿周全，她舍命逃往香港。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忍着”的生存哲学，以惨痛的代价埋葬过往的耻辱。
春雨的悲剧，亦是母性的悲剧。在小说中，母性是春雨确认自我存在的基石。她透过母性来验证自身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这种母性是与生俱来的，“她还没来得及成为某一个男人腼腆的女友或者稚嫩的妻子，就已经成了所有男人稳若泰山的母亲”。她用唾液为二娃疗伤，耗尽全身气力，创造了奇迹。“燕子做了娘，可怜见的，有时候把唾沫吐光了，就吐出血来”，她就是那只燕子母亲。面对春梅家的婴儿床，她幻想自己能拥有如牛般强大的哺乳能力。在对待橘子猫时，她倾注了特殊的母爱。从王二娃、燕子、水牛到橘子猫，春雨汲取了母亲的本性：坚韧、稳重、繁衍的天性，同时也饱受伤痛。然而，当她真正成为母亲时，那份美好与圣洁，竟具象化为无尽的苦难。
这种母性的悲剧并不局限于春雨一人。姐姐春梅同样背负着耻辱，但她选择了另一种掩埋方式。她投身革命队伍，嫁给高级干部，工作得心应手，从语言、思想到生活方式皆脱胎换骨。可是，她的丈夫仅是“陈同志”，她的话语充斥着革命词汇，生活刻板僵硬。她甚至无法成为一个母亲。春梅的生命本质上是虚幻的，她无法确证真实的自我。晚年时分，她被“屋里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被滥用之后的沉闷和陈腐”彻底吞噬。
春雨的悲剧，是对生命本质与生存价值的深刻拷问。面对极致的耻辱，小说未采用传统叙事中的自杀情节，甚至连念头都未曾提及。柏拉图言，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灵魂才是真我。春雨虽不懂柏拉图，却本能地坚信人皆有灵魂，坚信那灵魂方为“我”。当小林像狗占有猎物那般占有她时，她感觉自己已化作失去重量、没有躯体的灵魂，而野兽进入的只是一具无魂的空壳。“一股欣慰涌了上来，她如释重负”。此后，她要彻底告别那具被侵犯的躯体，为了那个已离开的“我”而活。春雨的生存，实际上具备了超越生命的意义。相比之下，姐姐春梅则停滞在对自我的否定之中。
春雨留下的蚌，与其说是遗物，不如说是自证：不完美的外壳下，包裹着光泽熠熠的珍珠。“一只毁坏的蚌壳，就是珍珠的代价。”这是“不完美的善”，也是悲剧冲突和解的代价。正是这种“丑”与“苦难”，引发了对“美”与“善”的情感冲击。女儿袁凤是母亲春雨生命的镜像。揭开母亲的耻辱，袁凤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在墓碑上刻下“母亲”二字。“母亲蚌壳里的那枚珍珠，不是战争中的那场耻辱，不是瓶子里的那些粉末，而是母亲想要告诉她：无论再有多少次选择，她选择的永远是女儿。”袁凤终于读懂了母亲。母亲渴望回归大海，回归生命的初始状态。
雨果曾说，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大海能容纳并洗去一切污浊，而那更加广阔的胸怀，定能净化所有。
让一切归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