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缘结《当代作家评论》
一九八四年，我在沈阳求学，《当代作家评论》创刊号面世。这刊物的起步，思基和陈言出力颇巨。我与他们相识，还得归功于刘齐。彼时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由刘齐主持，他在沈阳办起一个学术沙龙，我也被邀入席。陈言偶尔也会来凑热闹，一来二去便熟络了。策划栏目时，陈言和思基常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商议。我的学校就在隔壁，碰头极方便。约莫一九八六年，刘齐向陈言引荐了林建法，编辑部里便多了位从福建远道而来的新伙伴。杂志的风貌，也由此悄然生变。
林建法身形修长，操一口福州乡音。夫人是辽宁人，他随妻迁居，跨度不小。但他适应东北气候极快，南人身板北相，并不给人隔阂之感。初次见面在陈言家中，那是个冬日，具体聊了什么已记不清。那时他忙得脚不沾地，刊物的对外联络几乎全凭他一人奔走。编辑部还有位编辑许振强，我们曾在辽南复县共事过，彼此知根知底。印象中，林建法极擅策划，国内活跃的作家与批评家他几乎都熟稔于心。陈言曾感叹，林建法来了，自己轻松大半。
他对文坛新动向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佳作一出，他便兴奋；若有合心意的作品，便组织讨论，刊物因而生机盎然。他的大学时光在上海华东师大度过，与海派批评家交情匪浅。但他同样敬重京派文人，赴京必抽空拜访何西来等人。上海方面，他与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往来密切。没过多久，刊物原本鲜明的地域色彩逐渐淡化，成长为国内极具分量的批评阵地。
如今回望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无法绕开的坐标。其风格之所以独特，在于对启蒙理念的有力呼应。当时，它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并驾齐驱。那是思想解放的岁月，杂志上不乏精彩论述。林建法对旧式批评理念颇为不屑，认为格局受限。几位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文章，被他果断毙掉。对待朋友稿件，他也不讲情面。记得我有一篇稿子，他直言不行，主要毛病在于“不及物”。那时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创作，我的文字或许过于偏执于某一类现象，缺乏系统梳理。如今看来，他的判断精准。他和陈言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写理论化文章，个案分析才更重要。此后多年，我始终铭记他们的善意批评，以此警醒自己勿贪恋宏大叙事。
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密。他和陈言也曾来鲁迅故居小坐。那时我在鲁迅博物馆任职，与文坛交集不多，后来结识的几位北京作家，多是经他俩介绍。也许因为我早年写过些评论文字，他认为即便转入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语境。通常是他来电，提示某位作家作品值得关注，希望点评。他催稿勤快，我便陆陆续续动笔。
所言所行皆艺术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至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居所不远。林建法来京，常去探望汪老，顺道便来找我聊天。他与汪曾祺情谊深厚，几本他编的书，序言均由汪老亲笔。有一阵子在沈阳开书店，开业时汪老亲临，相聚甚欢。翻阅《汪曾祺全集》，可见其间蛛丝马迹。林建法为推广汪曾祺做了大量工作，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散文丛书，便收录了汪老的集子。两人的交往，堪称佳话。
凡与林建法交往深者，皆能察觉他心思细腻，偏爱幕后耕耘。他私下为许多人的作品出版操持编校。辽宁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经他编辑出版后引起关注。《蒋子龙文集》便是他在宾馆里一页页校对出来的。这套文集发布时，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当时在现场，见建法羞涩地躲在会场一角。他还编辑了大量作家研究论文集，推动众多作家年谱问世。此类琐事，细数起来不胜枚举。
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日益受读者青睐，与其思路密不可分。他策划的会议并非全是主流套路，有的带有逆俗意味，或是尝试性质。他既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研究，也关怀边缘写作者。一九九五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与几位朋友前往。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南方改革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迁颠覆了我诸多认知。会后我们去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次日他又带我去厦门鼓浪屿，拜访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温暖，交谈间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土地上，人缘极佳。
建法兄是个美食家。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四处寻找福州鱼丸，总夸家乡鱼丸天下第一。他嗜吃鱼头，认为最富营养，对各种蔬菜维生素含量亦有研究。北京有家福州风味小馆，是他亲戚经营，我去过多次，他来京时常在此请友小聚。在我的朋友圈中，他大概是最懂茶道之人，每次聚会自带新茶，将气氛烘托得浓郁。他还专门定制过一种茶饼，赠予刊物作者。几次在南方研讨作品，他亲自找人特制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名字。这是一种士大夫气韵，性情中人，一言一行皆可艺术化。
一本杂志能坚持至今，实属不易。最艰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经费短缺，需多方筹措，他也因此结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告知，建法为筹款，有时需陪老总喝酒，遭冷落亦非罕见。老韩见状不忍，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协助解决困难。记得有一次来京，他请几位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当时不解。后来才知，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仪作家便生资助冲动，在杂志上挂了好几年广告。
冷中有热能屈能伸
忆及往事，深感建法是位能屈能伸的汉子。为刊物，他倾尽所有。坦率说，他并非完人，性格有冷峻一面，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在那冷峻背后，藏着热忱。对于文坛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面对一些过度自饰的作家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
《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批评性文字，得罪过熟人。他的主观性使其与作协产生过摩擦。这种主观性也让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当某位出土人物式的老作家走红时，他不以为然，未组织讨论该现象，反而对尤凤伟这类作家倾注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并非没引发争议，但他仍坚持己见。他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陈言晚年生活充实，与他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默契。建法让陈言审稿，排除不少问题。陈言病重时，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伴左右。他对这位前辈的尊敬与爱戴，值得铭记。
二〇〇二年后，我们的合作增多。比如共同策划莫言、阎连科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质量颇高，那时莫言尚未获诺奖，阎连科风头正盛，但建法坚信他们的价值会被更多人认识。这两个会议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使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之关系有了象征性展示。类似的会议，不知他策划了多少。他看准的作家，定会设法促成对话，或在杂志上推出批评小辑。印象中，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边缘写作者颇为欣赏。但他并非一味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谈及贾平凹，他一直认为《废都》最佳，余作亦有遗憾；余华长篇也有败笔。他希望批评家进行对话式批评。《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有某种对话当代的意味。
近四十年，见过多少面，已无法统计。他身体一向康健，与我在一起时，朝气不减，仿佛永无疲劳，比我更有力量感。他似乎注重养生，还推荐过一位据说会看病的道长，因我忙碌，未曾拜访那位山庙之人。也因他过于迷信古法，患病时错失西医及时救治机会。这是他的自愿选择，但在朋友看来，不无遗憾，换个思路，或许有更好选项。但他竟如此固持己见，静对病魔，最后匆匆离世，实在可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未完，不少书待编辑，而我们交流的话还没说完。
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方知“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但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是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寻找者，怎能不快哉乐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