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正以雷霆手段推进机构“瘦身”。
辽宁省商务厅近日披露，省政府已批复同意第二批省级经开区撤并方案。这份名单覆盖了13个地市，涉及32家省级开发区。加上此前的一批，全省两批次累计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这一举措将省级经开区总数从高峰期的92家压缩至43家，精简比例突破50%。
这场跨度一年多的改革并未激起太大波澜，却在辽宁经济版图中留下了深刻的变革印记。长期研究东北振兴问题的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在接受“政事儿”采访时指出：“辽宁此举体现了政府求真务实的作风，对优化东北整体发展环境而言，宛如一剂催化剂，能有效激活沉淀的资源。”
李凯在东北调研时注意到，当地存在大量省级乃至市级开发区，但实际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他认为，东北要真正振兴，必须对各类名义上的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及产业园区进行彻底梳理与整治，重新配置资源并精准投放政策。“特别是在土地等要素日益紧缺的当下，辽宁调整省级经开区布局非常必要，具备推广价值。”
回顾历史，自1984年我国设立首批开发区以来，开发区类型不断扩充，数量逐步攀升，成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及对外开放的关键载体。辽宁作为全国首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其发展历程颇具代表性。高峰期，全省92家省级经开区并存，意味着在当时的100个县（市、区）中，绝大多数都挂着省级开发区的牌子。《辽宁日报》曾分析称，这种格局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拉动了县域经济，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空间布局上，园区分布过密且边界模糊，部分经开区与行政区大面积重叠，导致“一个地界、两套人马”，企业办事往往需要“两头跑”。职能履行上，一些经开区长期承担教育、医疗、民政等社会事务，有限的行政资源被大量非经济工作消耗。效益层面，产业同质化严重，内部竞争激烈，不少园区长年入不敷出，依赖财政供养维持运转，不仅未能成为地方经济的增量，反而成了沉重负担。
2025年，辽宁在完成对经开区的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赤字、规划不合理或排名长期落后的园区，坚决实施整合或撤销。
去年5月，辽宁省出台《关于深化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同年9月，《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系列工作指南》下发至各级干部案头，改革大幕正式拉开。据《辽宁日报》报道，第一批撤销17家、第二批32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与此同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至2088人，减幅达到47%。
对于辽宁的这次“瘦身”，如何评价？
李凯认为，这是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整体部署的重要一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核心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强化对企业服务，这点至关重要。”他指出，撤并非简单的撤销，还包括加强部分保留开发区的政策权限。通过以重构体制机制为核心的系统性重塑，让真正能干事、干成事的开发区留存下来，将资源集中到关键处。
辽宁省商务厅厅长潘爽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不是简单的‘摘牌’，而是一次从追求‘有没有’向追求‘强不强’转变的观念革新。”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资源整合。”李凯强调，全国开发区普遍面临类似问题。初期划定土地占用了大量资源，但部分“低效园区”逐渐背离设立初衷，不仅浪费宝贵的土地、资金和人力，还分散了政策红利，消耗了发展精力。“辽宁撤并省级开发区，旨在让这些闲置的土地等资源要素得到重新优化利用。”
经开区改革，减去的是冗余、包袱和历史欠账，而非发展机会。
报道显示，本轮改革的关键在于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一方面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另一方面有序承接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使主责主业更加聚焦于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及涉企服务。
改革落地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含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数字背后是根本性的架构变化：经开区的组织形态不再类似小型县政府，而是围绕产业发展设岗、配人、定责。人员虽少，力量却更向一线集中。随着“区政融合”模式的全面推行，经开区得以回归主责主业，轻装上阵。
职能归位的同时，权限也在下沉。全省经开区平均承接市级以上经济管理权限27.3项，“园区事情园区办”正从目标变为常态。
“这场‘减法’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加法’。”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如此定性。
近期，许昆林在辽宁省商务厅调研时听取了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情况汇报。他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清理低效园区，加快培育一批千亿级经开区。
“政事儿”（xjbzse）撰稿/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