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巴黎左岸，莎士比亚书店宛如众多书迷心中的精神圣地，关于它的文字早已汗牛充栋。作为《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的作者，“女书人”钟芳玲时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返此地，并重新翻阅相关回忆录。这一次，她捕捉到了许多被大众忽视的有趣细节：波伏娃与这家书店的渊源、刘半农曾与书店女主人丝薇雅·毕奇有过交集，以及乔伊斯名著《尤利西斯》出版背后鲜为人知的公案……基于这些发现，她撰文回顾那些尘封的历史片段，同时也感叹时光流转中书店的变迁。澎湃新闻特此刊发，供读者品读。
丝薇雅·毕奇于1919年在巴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早期店址位于杜琵桐街8号（8 rue Dupuytren）
自上世纪末两次造访巴黎后，直到2023年夏天我才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早年驱使我去巴黎的原因，主要源于对两家书店的痴迷。199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关注西方书店文化，在与多位书商、藏书家及图书馆员交流时，总有人提及一位名叫丝薇雅‧毕奇（Sylvia Beach）的美国女性。她在1919年于巴黎左岸开设了“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主营英文书籍的售卖与出租。
这家书店不仅吸引了喜爱英美文学的读者，更演变为一个文化沙龙中心，汇聚了当时旅居巴黎的各国文艺精英。其中包括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诗人埃兹拉‧庞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摄影家曼‧雷；还有提出“失落的一代”概念的女作家兼藏家葛楚‧史坦及其伴侣艾丽斯‧托卡拉丝等人。不少人为了借阅英文书籍而缴纳会员费。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第二卷（涵盖其21岁至36岁的岁月）时，我发现年轻时的她也是该店会员之一，为了丰富文化内涵，她借阅了大量英文小说与诗集。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是书店最知名的访客与会员。由于当时英美出版界审查严苛，乔伊斯耗时七年写就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因含有被视为色情淫秽的内容，找不到出版社敢接手。既无出版经验、资金也不充裕的丝薇雅，出于对乔伊斯的崇敬，毅然决定编辑并出版此书。1922年2月2日，正值乔伊斯40岁生日，她将成书当面交付给他，此举奠定了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莎士比亚”这家小书店也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出版社。然而，乔伊斯在出版前不断修改样稿，加上性格敏感需人安抚，耗费了丝薇雅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成本。
丝薇雅·毕奇与《尤利西斯》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首版《尤利西斯》封面采用蓝白配色，呼应希腊国旗颜色，乔伊斯认为这能带来好运
1936年，受全球经济大萧条冲击，莎士比亚书店陷入财务危机。丝薇雅一度打算关门歇业，以纪德为首的作家群体发起号召，动员两百人签署赞助协议，每人每年资助200法郎（折合现今约317美元），为期两年。赞助者有权参加每月在书店举办的作家未发表作品朗诵会。丝薇雅也忍痛变卖了乔伊斯赠送的一些手稿及海明威题献的初版著作，书店这才得以幸存。遗憾的是，这家传奇书店在1941年二战期间因纳粹干预被迫关闭。战后，年近六十的丝薇雅已无心重操旧业。位于奥德翁街12号（12 rue de l'Odéon）的旧址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后人仅能在墙上看到一块纪念牌，刻着“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奥德翁街12号外墙上的纪念牌记录着那段历史
1959年，丝薇雅出版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堪称一部细致描绘文坛八卦的高级读物，重点刻画了在书店出没的文人，尤其是乔伊斯及《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种种趣事与摩擦。书中收录了她与乔伊斯签署的协议复印件，条款规定出版方（丝薇雅）拥有全球独家出版与印刷权，但需承担所有制作费用，且每售出一本书须支付作者定价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若第三方欲出版此书，需向丝薇雅购买版权，费用自理。丝薇雅坦言，所有条款均依乔伊斯意愿拟定。然而数年后，当有第三方探询出版事宜时，乔伊斯态度暧昧，甚至避而不见，倒是他的一位老友几乎每日到店打探她的立场，最后撂下一句：“你阻挡了乔伊斯的利益。”震惊且难堪的丝薇雅在对方离开后立即致电乔伊斯，通知他可自由处置《尤利西斯》，不再提任何要求，两人签署的协议书形同作废。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1959年美国版封面
1932年，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与乔伊斯签约取得《尤利西斯》版权，随后刻意安排非法进口此书，并聘请强硬律师提起诉讼，主张该书文字并未煽动情欲，不应被列为淫秽作品。法官亲自通读全书，深思熟虑后判决：“尽管《尤利西斯》在许多地方无疑对读者会有些催吐效果，但绝非催情剂。因此，《尤利西斯》可以获准进入美国”。1934年，《尤利西斯》终于在美国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首版简洁别致的书封以细长字母组合的书名为构图
丝薇雅在回忆录中透露，她认为乔伊斯早已私下通过他人同兰登书屋洽谈出版事宜，对此她毫不知情。美国版问世后，乔伊斯告知她，兰登书屋已支付4.5万美元版税（约合现今112万美元）。丝薇雅表示，想到乔伊斯凭借高额版税摆脱长期财务困境，她为他的好运感到高兴，至于个人感受，她并不觉得骄傲，并认为当情感不再有用时就应果断抛弃。她无心无力再照顾乔伊斯的琐事与情绪，两人的关系由此由亲密转为疏离，令人唏嘘；特别是读到她那段看似豁达实则无奈的感慨：“毕竟书是乔伊斯的，孩子属于母亲，并非接生婆的，不是吗？”所幸这些嫌隙后来慢慢化解。唉，文坛流传的佳话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丝薇雅的回忆录里也提及海明威，对她多所喜爱。海明威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国版，便是丝薇雅强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回忆1920年代在巴黎的经历，其中一篇题为《莎士比亚书店》。他提到早年新婚夫妇初到巴黎时，寂寂无名且生活拮据，善心的丝薇雅在他没钱缴会员费时，先让他借书回去读，根本不提还书期限。
成名后的海明威与丝薇雅·毕奇（右二）及两位女性在莎士比亚书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是经由丝薇雅介绍，推荐给巴黎的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于1934年出版。这是米勒的首部出版著作，因书中包含大量性爱描写，在其祖国美国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1961年才合法出版。
《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出现“不得进口到英国或美国”的字样
丝薇雅同时积极将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英文读者。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学季刊《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刊登了不少法文书英译本的书评及法文创作的英译，原作者包括纪德、萨特等。我在查阅过往杂志时发现，丝薇雅本人曾在1936年春季与夏季两期《今日生活与文学》中，协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翻译了他撰写的一篇长文《文学》（Literature）。
难怪法国作家兼档案学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如此赞赏：“在连结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方面，丝薇雅的贡献远比四位杰出大使付出的总和还要多。”尚松是书店的常客兼好友，丝薇雅也曾将他引荐给好莱坞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希望将其作品改编为电影，虽最终未果。
丝薇雅·毕奇在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
近日重读《莎士比亚书店》，注意到丝薇雅用简单一句写道，她的客人中有一位中国语音学教授，且有一对双胞胎子女，但未提姓名。出于好奇，我凭此线索查证，推断此人应是刘半农。1920年初，刘半农携妻子与长女赴英国伦敦求学，同年8月，妻子产下一男一女双胞胎，开销剧增。为节省支出，刘半农次年带全家五口移居生活成本较低的巴黎，在巴黎大学研习实验语音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同年夏举家返国。刘半农在巴黎的那四年，恰逢《尤利西斯》出版前后，报刊报道频仍。不知刘半农是否因此访书店？或是经朋友介绍？亦或是路过？他与丝薇雅是否有特别交谊？可惜查阅刘半农的两本传记及书信，均无记载。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中，简单一句写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对双胞胎
除回忆录外，丝薇雅还留存了一段1962年的访谈纪录片，这是近年才公开的珍贵档案。观看她在影片中亲述书店与作家的轶事颇有意思，她不时活灵活现地模仿乔伊斯、海明威的腔调语气，时年七十五岁的她宛如天真孩童。这次访谈时空意义非凡，正值《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赴爱尔兰都柏林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塔与博物馆开幕仪式。尽管她孕育了《尤利西斯》并大力推广其他爱尔兰作家作品，却是首次踏上这片土地。不到四个月后她即离世，爱尔兰之行宛如为她的人生画上完美句点。
1962年丝薇雅‧毕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访的纪录片截图
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在消失二十三年后重现巴黎，这与来自美国的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有关。乔治1951年在左岸同一区域附近开设书店，同样主营英文书，取名“觅思拓书店”（Mistral Bookshop）。他说经营书店如同写小说，将每个空间视为篇章，希望人们推开门就像翻开一本书，进入想象的神奇世界。因一直景仰丝薇雅‧毕奇雅好艺文、支持作家的风范，乔治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时将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觅思拓书店上世纪中期的明信片，图左那位男士为店主乔治·惠特曼
乔治的书店也迎来不少文人，既有丝薇雅的老顾客如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宁，另有劳伦斯‧达雷尔、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这里还成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核心人物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在巴黎的大本营。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学时与乔治结为好友，受其影响，1953年在旧金山创立了“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后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垮掉的一代”作品著称，最知名者当属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两家书店结为姊妹店，至今门框上仍相互标示对方店名。
1953年创立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门框上标示了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两家书店互结为姊妹店
曾有回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聊天，他提到高中时期（1963~1966）对“垮掉的一代”颇为着迷，常去乔治的书店。他早期买了一本金斯堡的诗集《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系1963年“城市之光”出版，书封右下角贴着觅思拓书店的长方形绿色小书票；此后买的书则改为扉页盖上莎士比亚书店圆形印章。他正好亲历了书店更名阶段。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六十多年前买的诗集，书封右下方贴的绿色小书票虽然缺了一角，仍可看见觅思拓的店名与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亚书店盖在书扉上的两种圆形店章
凡爱书之人，乔治皆乐于接待。他常与来客分享食物，店内放置几张简易床供想留宿的文艺青年使用。前提是需面交一份自传，居留期间要在店里做些杂活、每天读一本书，当然还得乔治看上眼。乔治昵称这些来来去去的留宿者为“风滚草”（Tumbleweeds），他的书店便是“风滚草旅馆”。此举也是回报他早年在美国、墨西哥及中美洲流浪时受到的陌生人善意款待。
上个世纪末第二代莎士比亚书店的外观与内景
没能赶上丝薇雅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可不想错过乔治的。上世纪末我终于初访巴黎，见到了八十来岁的乔治。老人身着合宜却陈旧的西装，内搭花衬衫配斜纹宽领带，精神矍铄地爬上窄狭陡峭的楼梯，引我在挤满书的三四个楼层间穿梭导览。迷宫似的空间凌乱昏暗，地上堆叠着一摞摞书，墙上挂满大片裱框装饰镜与作家照片，十来个铺着腥红色毯子的简易床穿插其间。某角落有个简陋小厨房，炉上微火嘟嘟作响炖着一锅食物，飘出阵阵香气与蒸气。一只短毛黄猫悠闲穿过走道，上方墙面写着英文字样：“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整个书店散发着一股神秘、颓废、波西米亚风的浪漫气息。
上世纪末，我替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与店猫留影
沿着书架与墙面摆置的简易床，曾是莎士比亚书店最特别的风景
墙面上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
那回在巴黎一星期，过两年又去待了几天，大约一半时间泡在书店。尤其那时书店凌晨才打烊，我往往逗留到最后，在此读书、与一些“风滚草”交流，偶尔加入茶话聚会，还碰到几位英美作家。数年后读到一位“风滚草”杰里米·莫塞尔（Jeremy Mercer）写的书店经历《时光如此轻柔》（Time Was Soft There），才发现我接触的人中，有位竟是曾在古书区霸居五年的落魄英国诗人。当然，我也见证了乔治时而友善、时而阴郁、时而咆哮的喜怒无常，真是个性情古怪的家伙，只不过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
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书店风景》开篇第一章便书写莎士比亚书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纪末网络尚未发达的年代，在此之前，中文书籍未曾见过有关这两家同名传奇书店的报道。不少读者因《书店风景》的介绍，将莎士比亚书店列为巴黎行必访之处；有些刚开店的朋友，甚至发愿要做自己城市的莎士比亚书店。
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莎士比亚书店，心情颇复杂。乔治早于2011年仙逝，享寿九十八，小他近七十岁的独生女丝薇雅‧惠特曼（为纪念丝薇雅‧毕奇而命名）在他去世前几年已接管书店。这些年书店被写入更多旅游手册，常被报刊评为世界最知名或最美书店，还成为几部西方影片场景，如《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与茱莉亚》（Julie & Julia）等。连金城武替航空公司拍的广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历都以此为背景。加之新兴网络传播，莎士比亚书店成了观光景点与网红打卡地，这也为2015年在书店旁新开的同名咖啡馆带来人潮。尚未回访前，我已从朋友口中及媒体报道得知书店盛况。
乔治与女儿丝薇雅相差近七十岁，此张俩人的合影，是一位“风滚草”在1980年代初期所拍摄并提供给我（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莎士比亚书店外，随时可见排队等着入内参观的人群
莎士比亚书店旁的同名咖啡馆，与书店同样受欢迎
2023年夏季某日到了书店现场，果然看见排队等进门的人龙，入口坐了个守卫管制进出人数。店外有导游对着游客激情介绍，宣称《尤利西斯》就是在此出版，也不知是有意无意把前后两家书店的历史弄混，直到现在媒体仍有此类误传。记得早年读一本旅游书，里面写着乔治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乔治生于1913年，沃尔特‧惠特曼却早于1892年去世。另一则传言称乔治是沃尔特‧惠特曼的曾孙。终身未娶的沃尔特‧惠特曼，据闻晚年为驳斥评论家指称其诗隐射颂扬同性恋情时，曾写信宣称他有六个私生子，但史家指出找不到证据支持他有子嗣的说法。这样的误导反而加深了书店的传奇色彩。
过了二十余年再踏入书店，发现格局改了，以往的凌乱不再，变得整齐清爽。一楼空间明显扩增，辟了童书专区，但总书量感觉少颇多，增加的是一些非书纪念品，如不同款式的帆布袋、笔记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三、四楼已关闭，二楼布置成怀旧书房，书架上多半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文学名著，仅供阅读不贩卖。墙上挂了知名作家肖像照，摆放舒适沙发、能使用的老式打字机与钢琴。往窗外望去就是塞纳-马恩省河与圣母院，整体氛围确实不错。只不过很少人真会有闲情逸致在那阅读，毕竟人来人往干扰大，再加上书店里里外外都贴了告示，明文禁止室内拍照，多数游客入内后快闪即走。虽说如此，还是有人悄悄偷拍，网络社交媒体上流窜大量书店内景照。我在柜台旁好奇观察消费状况，发现贩卖最多的是印有书店素描与名字的帆布袋。难怪我在台北、伦敦、旧金山、成都、北京等城市，都曾瞥见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身而过。
莎士比亚书店也自行出版书籍、设计帆布书袋，在店里与网站贩售
我还留意到以往的简易床不见了，后来从他们网站上得知，“风滚草”方案仍存在，但已升级。书店建筑内辟出几间独立私密房间给每位“风滚草”，含卫浴设备。每次居留时间由一星期至一个月不等。想成为“风滚草”者，一律得通过邮件递出申请表，每年收到的申请表高达数千份，但仅十来位中选。
后乔治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显然在女儿丝薇雅及团队经营下，有了新风貌与章法。除了前述改变，书店还请了经理、采购，成立出版部门，出版关于书店的传记，也在网上卖书。另有专人策划活动、主持沙龙，几乎每周都有活动进行。巴黎自然不乏英语系国家的作家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度与地利之便（临塞纳-马恩省河畔、面对圣母院）成了作者与读者相聚的首选之地。
莎士比亚书店邻近著名景点塞纳河与圣母院
几年前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时，书店营业额在疫情初期锐减百分之八十。2020年10月底，书店公开发文陈述困境并恳请大众上官网购书支持，结果一周内收到5000笔订单（以往每周最多仅100笔），书店因而渡过难关，自此成立非营利协会“莎士比亚书店之友”，长期赞助书店运作。书店井井有条的多角化、企业化经营令人欢欣，但我却有着淡淡的惆怅与感伤，这里已无往年记忆中的随机、随意与随兴，此次重访宛如是一次告别。
2024、2025连续两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待上两个月，平常到塞纳-马恩省河畔散步，免不了经过莎士比亚书店。无论是晴天或雨天，店外都有等着进去朝圣的人。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总觉得这已不是“我的”书店。但看到这么多人愿意耐心排队进一家书店，去感受氛围、了解书店历史，甚至成了书店的粉丝，把书店当成“他们的”，还是令人感动与鼓舞。毕竟一家书店在两代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世纪，并源源给予来客暖暖的情绪价值，多么不容易！
书店外打开的绿色护窗木板上，写着乔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话：“早在1600年时，我们书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纪时每座修道院都有位点灯修士，负责在夜幕低垂时点亮灯火。我已点了五十年的灯，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对我而言，乔治点的是烛火灯，丝薇雅点的是LED电子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先后以自己的方法照亮书店。但我这个怀旧者，依然对那一闪一闪的摇曳烛光多所执念。
打烊后的莎士比亚书店，在微微灯光的烘托下，别具一番风情
后记
今年春夏之际我又回到巴黎，其间收到书店的电子报，预告他们将于6月16日庆祝“布鲁姆日”（Bloomsday），虽然莎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