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及胜利初期，名报人张慧剑留下若干笔记，后结集出版为《辰子说林》。书中《一译名之微》一文记载了朝鲜志士李百拂的一段言论：
“中日两国立国风格大相径庭。中华确是泱泱大邦，仅举最小一例便可证明其对世界友国的诚挚，这是心胸浅薄、行径险隘的日本所不及的。如中国依译音字称呼邻国，英、德、美、法……在中国语法里皆是褒义词，蕴含善意；日本则截然相反。称德国为‘独’，意指独夫之国；称旧俄为‘鲁’，意指愚鲁，经旧俄政府抗议才改为‘露’，大概是诅咒其在旭日（日本自诩）下覆灭，仍是恶语；称美国为‘米’，表面看似无他，实则暗指其可吞食耳（按蒋先生曾发表演说发挥此意）。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由傲外转为媚外，从抚夷局到尊洋馆，观念转变巨大，实乃两头不讨好。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才展现出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的风格，这确实是最正确的立国态度，反观日本，更显秽鄙不堪。”
这番话细究起来站不住脚，尤其是对几个日语国名的解读，明显带有刻意丑化的成分，当作轶闻听听便罢。但考虑到这是抗战时期的文字，又借朝鲜志士之口说出，意在长自家志气、灭敌人威风，读者明白其用意即可。笔记体内容往往经不起严密推敲，不能仅从字面理解，但如同虚构作品，它依然具备史料价值——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如何运用，将其置于何处，用以说明何种问题。以本篇为例，其价值不在于考证“朝鲜同志李百拂”是否真说过这些话，也不在于中日翻译欧洲国名时所用名词是否真的包含这般深意，而在于透过文字看出一种社会心态：无论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否真体现了“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之风格”，至少当时的人将“诚挚”与宽博视为“泱泱大邦”的气象，绝不容忍一边自诩礼仪之邦，一边肆意流露“浅薄险隘”的气度。
这段短文还引出一个问题：汉字属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故汉字本身兼具形象与意义。“英”“德”“美”“法”虽源自音译，但字面确属美好字眼。由此联想到部分外国人名，从字面看也大都译得雅致。但这并非历来风气，至少在初期，泰西人名、地名的汉译常选用怪僻字眼，让人一眼便觉出几分“夷狄”气息。记得罗志田老师曾开玩笑提及“福柯”之名，言若在19世纪中期，十有八九会写成“腐寇”，且必加口字旁。他说得风趣，亦有道理。再观中国台湾译法——“傅科”，他便仿佛成了正宗华夏后裔。将“傅科”与“腐寇”相较，自然雅致许多，甚至高出“福柯”一筹。
作者: 张慧剑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1月
《辰子说林》系民国报人张慧剑（1904—1970）所著笔记体文集，1946年2月由南京新民报社初版，归入“新民报文艺丛书”，1985年岳麓书社再版并列入“笔记丛刊”。张慧剑籍贯江苏南京，曾任《朝报》《新民报》等报刊副刊主编，享有“副刊圣手”美誉。全书收录散文278篇，内容涉史事考辨、时局评议及市井轶闻，包括黄公度诗歌解析、安徒生童话新解、二战战报批判等，兼有历史人物特写与民国史实记录。
“一见而知为西名”
明末清初，泰西人名、地名多由在华天主教士翻译（当然也需本土读书人协助）。彼时他们为自己取的名号多近华人，如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音译教名第二部分Adam，“若望”音译名字Johann；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熊”意译姓氏Ursis，“三拔”音译名字Sabbatino。这些名字具有一些共性：一是姓、名分译；二是或取音、或取意、或杂糅，但汉字字数通常讲究，一般不超过三字，整齐划一；三是注重用字文雅。这些特点使其名字显得雅致，听起来宛如中国读书人。
不过，他们翻译他人姓名时似乎并不如此讲究，例如沿用至今的圣人“味增爵”（Vicente），读来并不神圣，反像某种调味料（顺便一提，今日常将此字译为“维森特”，便高雅得多）。地名与国名亦然，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日耳曼尼亚”标作“入尔马泥亚”（Germania）、西班牙标作“以西把尼亚”（Hispania），似只顾声音对应，未顾及文字优美。此做法或有先例，如中古著名译经家“鸠摩罗什”“实叉难陀”——“鸠”“叉”“难”等字就不太雅驯；至于明初翻译《元朝秘史》中的“也速该”“俺巴孩”等，更为俗气。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宫廷彩色摹绘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19世纪中期，中西交往骤频，译名激增，多为音译，但译者用字仍较随意，依个人喜好而定。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常被写作“洼申顿”“瓦申顿”“华盛屯”，一名多译。相比之下，徐继畬较注重译音统一与用字雅驯。他最初将Washington译作“兀兴腾”，后改作“华盛顿”，兼顾语音准确与用字优雅，显系有意为之。但他似乎未将此提升为原则。如其笔下有一地叫“膺吃黎”，实即“英吉利”——在《瀛寰志略》中，该词还被称为“英圭黎”“訡厄利”“英伦的”——皆为徐继畬汇总各文献译法而成。
当时译名通用原则之一，是在汉字旁加“口”字旁，如今人熟知的“马嘎尔尼”，当时写作“吗嘎【口尔】呢”。此举本仅为标识音译，似无他意，至少难证译者用此表达轻蔑（尽管有人可能确有此心）。然而结果常造成怪异文字或用法，令人一见便知是“夷名”。即便使用美好字样，加上“口”字旁，如将“英吉利”变为“英咭唎”，恐也难让人生出吉祥之感。
19世纪中叶后，国人渐弃带“口”字旁汉字，但仍有人主张应易识别西人及地名。沈国威教授指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江南制造总局译书事业时，遵循原则是使人“一见而知为西名”。达此目的，当然须保留“西夷”气息，文字优雅与否便非首要考量。此类现象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皆有体现。陈力卫教授注意到，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士将Christian译作“贵理支丹”“喜利志袒”等——所用汉字虽正面，但赫然可见“吉利死丹”“鬼理志端”“切死丹”等译法：“死”“鬼”等字显然与教士意图背道而驰。他们或许未意识到汉字不仅是表音工具，更自带意义。
《瀛寰志略》。
把老外“中国化”
前文所述，虽有例外，但19世纪中期人们首要考虑音译，而非汉字文雅。不过，汉字非拼音文字，不可仅视作音标符号，其本身携带语义与感情色彩。有些字眼适合用作名字，有些则被排除，即使选用，也被视为“异域之风”，带点“非我族类”意味。因此，虽许多译者未必有意借译名表达对“夷狄”不满，但其选字通常非中国人所喜，听感与观感皆古里古怪——热衷精神分析的学者或可称之为“潜意识”里的偏见。这也非强词夺理。毕竟，汉语中一音常对应多字，需从中抉择，很难说选哪个字无关紧要（但我们也不能笃定此举即有意为之）。
但从19世纪末至民国，情况似颠倒过来。随着西洋形象正面化，译名领域出现新现象，即将洋人名字尽量“雅化”，甚至仿若中国人。陈平原教授早注意到，清末翻译小说有将西人姓名、地名乃至风俗“中国化”的趋势。当时文献不乏证据，如胡适1911年2月17日日记载，可将Shakespeare译作“萧思璧”；梅光迪在《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中将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Sainte-Beuve（今通译“圣伯夫”）译为“孙伯虎”，更不用说“萧伯纳”“高尔基”了。
《热风》
作者: 鲁迅
版本: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此风蔚然成势，亦招致不少批评。鲁迅最早讥讽者之一，1922年即撰《不懂的音译》，抨击“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古代译者更“顽固”：“南北朝人译印度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人名模样”，而清末却出现“古雅”的“柯伯坚”，实即俄国Kropotkin；还有“陶斯道”，“我已记不清是Dostoievski还是Tolstoi了”。鲁迅对将外国人变中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向“古之和尚”学习，“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如‘柯伯坚’，现在虽改译‘苦鲁巴金’，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
鲁迅主张“硬译”，这“硬”涵盖字音。从“柯伯坚”和“苦鲁巴金”来看，前者自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毫无关联，失去神采甚至形式，故后者刻意用“苦”字。但鲁迅仍不满，要改“苦”为“克”。他所关心非“意”，而是“音”。简言之，鲁迅在此方面的主张酷似傅兰雅，欲使人“一见而知为西名”方佳。不过，正如“柯伯坚”“陶斯道”所示，鲁迅最担心的，恐怕是有“意”的汉字遮蔽了西文真相。这在1925年他的一段批评中清晰可见，国人“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紧接着，他将批判目光扩展至整个外国人群体的“中国化”：“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thy也姓高。”
注意此点的不仅左翼人士。沈从文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写道，兔子绅士约翰·傩喜先生（此姓本就不甚雅致）为“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撰写《中国旅行指南》，其中含姓名建议：
男人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查阅中国姓氏谱《百家姓》。……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人家姓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联宗比拜把子更亲密。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读来非常顺口。女人则在本姓名上加“艹”或“王”或“女”更为醒目。其实最好在中国极熟悉的“婉贞淑芬”等名字中找相同音以求雅致合俗。……若求极合适，当然须拜访中国翻译小说文学家，他们对名字十分懂得合乎国情。
《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者：沈从文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
这是相当辛辣的讽刺。鲁迅、沈从文等人担忧的，实是中国文化中某些糟粕影响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沈从文以讽刺口吻谈“联宗”、女人名字等，皆含此意，后者尤可与鲁迅那段话对读。
无论鲁迅、沈从文意在何为，他们的批评让我们看到，“译名中国化”情形之流行。须知那时正是中国人普遍崇拜西方之时，这种现象看似与之相反。不过推敲起来，两者未必如乍看那般矛盾尖锐。事实上，当时人心目中存在一个超越中西血统分别的标准，即“文明”——西方受人追捧，正因在其崇拜者心中，它们代表“文明”更高境界。反之，许多中国人虽觉中国文化整体表现落后于西方，却不认为其一无是处，仍在心中保留长期以来的“文明”准则，如“雅”。
1984年，缪钺先生在致老友郭斌龢信中，谈及郭译《理想国》中有“沃姆”一名，言“姆”字汉译不雅，建议改“模”字。他关心的绝非将沃姆变成“中国人”，而在一个“雅”字。不过，要使用汉字表述，这“雅”便不由自主带上“中国”属性，亦不可避免受历史传统影响——当然“传统”可变：事实上，因“姆”字今日已常用于译名，似少有人意识其不够“雅”。然而这终究只是少数特例，多数情况下，文字雅与不雅仍有传统标准衡量（老实说，今日很多流行字眼并不雅——这当然非剥夺使用者权利；但文化传统的确提供“雅”与“不雅”标准，此为客观事实）。由此可知，像缪先生想要的“中国化”，并非泛指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
不过，若一味求“雅”，把老外变作中国人，有时会有“离题万里”之弊。我虽不像鲁迅那样，觉得译名就要让人一眼看出是翻译才好，但若非把“托尔斯泰”翻译成“陶思道”，让他看起来像理学家或隐士，难免令许多人望文生义，错过理解另一种思想与人生的机遇。且有时为使老外看起来太像华人，如今天中国台湾流行的风尚，把列维—斯特劳斯翻作“史陀”，不但削足适履，也未必真“优雅”。相反，今日大陆流行的译名汉字，虽无把老外“中国化”的想法，但也自觉摒除一些不雅字眼，兼顾传信与雅驯两个标准，有时倒胜过晚清民国做法。
《末代皇帝》剧照。
仍须要“雅”
严复当年论翻译之道，提出“信、达、雅”三标准。他关注的不仅是“译”，更有“文”，否则只需“信、达”即可，无需“雅”矣。将“雅”作为标准提出，即出于文化考量：汉字非拼音文字，其形体有意义。要将西文译作汉语，便不能不顾及此因素。汉字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受制于上下文位置与功能，但也需考虑其自身携带的义项与语义色彩：它们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至少是暗示作用，不可忽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英”“德”“美”“法”这些字眼称呼别人，固然不一定表明自己从此“宽博浩大”，但使用文明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不就是外交真正意义吗？这总比青面獠牙扑上去咬人一口，来得更加优雅，更像个“礼仪之邦”的行事之道。所以，借用张慧剑拟定的标题——“一译名之微”，其实也包含几分道理。
作者/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