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年前，谢岚成了一名专门学校的编外教师。这所学校专收那些行为偏差明显、无法适应普通校园生活的初中男生——无论是学习吃力、易与人冲突，还是逃学、斗殴，他们常被贴上“难教、教不好”的标签。谢岚陪他们一起排演戏剧，记录毕业前夕的心绪，透过“差生”的刻板印象，重新看见了他们的青春模样。
这些少年的经历，折射出普通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面。在上升通道日益收窄的当下，人的价值感究竟该锚定何处？幸福又该如何抵达？
以下是谢岚的自述，部分细节结合其著作《我不是差生》整理。
文｜魏晓涵
编辑｜王珊瑚
**少年心事**
“在外面逃的这两个月，知道了很多，本来什么都不知道的。原来那么大的社会，都是眼泪啊。”——成岳心
2019年春日的午后，校门口偶遇初三班主任。谈及这群即将离校的学生，他说：“快毕业了，心里有点躁动吧。”这句话触动了谢岚：临近毕业的数月里，这群看似“躁动”的少年，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波澜？
她借来一台相机，交由学生自行记录。从4月初到5月底，镜头在同学手中传递，拍摄姿态看似随意，却也透着几分认真。每周三，教室的大屏幕会播放这些影像。
视角独特，许多画面让人眼前一亮。有人定格校运会立定跳远腾空瞬间，有人捕捉五官因用力而皱成一团的神情；还有人拍下身上的纹身，黑方块、小葫芦、貔貅图案隐约可见。被帽衫和面具半遮的面庞，以及小猫卡在半空栏杆间的窘态，都成了镜头的主角。班主任惊讶于狭小的教室里竟能发掘出如此多的拍摄角度。
谢岚从中读出一种野性的生命力。
2014年起，她以兼职身份进入该校。初识这些孩子时，她脑海中浮现的是王朔笔下那些体内荷尔蒙过剩、能量无处宣泄的少年。这是一所全男校的专门学校，生源多为厌学、逃学或长期沉溺游戏的青少年。
照片导完，学生们常拿着相机来到她的办公室。窗外垂着葡萄藤，石榴树投下斑驳树荫。谢岚备好零食，邀请几位初三毕业生进行“毕业访谈”，或让他们写下内心独白。有人聊上两小时不愿停歇，也有摄影高手沉默寡言。
这里没有“前程似锦”式的套话，孩子们的表达丰富且真实。“挺想毕业，又不太想毕业”，有人说；也有人感慨，在这儿的两年，仿佛长大了，又仿佛一无所获，只剩无聊。
学生成岳心写道：“在外面逃的这两个月，知道了很多，本来什么都不知道的。原来那么大的社会，都是眼泪啊”。
他与谢岚较熟，自称过着“纽约时间”，整日在外游荡。夜间酒吧需人撑场面，便付些钱让他们登台。他每晚九点出门，清晨五六点才归寝补觉。那时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孩子们混迹于酒吧、街头、公园和网吧。学校男老师体格健壮，一项重要任务是去附近酒吧寻回学生。
另一位叫涛仔的学生，回顾过去四年，写下一篇长达数千字的作文，耗时至凌晨三点多。进入上海广中学校后，身处友善氛围的他，从叛逆暴躁逐渐变得能感知快乐。九年级时，他曾焦虑于过往荒废学业、未来无望，“但我并没有颓废下去，我还有家人，我一定有自己想做的事”。
顺利毕业后，多数学生升入职校或大专。面对毕业，他们情感复杂：新生活似乎开启，但未来迷茫，尤其是缺乏家庭支持的孩子。
数百上千张照片背后，那年夏天谢岚拜访了上海老相机摄影博物馆馆长王骅。看完作品，王骅第一句话是：“我来给你们办个展览。”他认为这些影像“很真实，很清新”，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颇为罕见。随后举办的两次影展，由学生命名为“少年纪”。
观众跨度极大，从四年级女孩到七十多岁的老者。一位老伯伯用上海话对王骅说：“这些学生拍的我喜欢，他们的想法我们没有的。”
**流动的，生气勃勃的**
“我喜欢吃自己打发的淡奶油。我最喜欢做红烧肉，整整齐齐的红烧肉躺在碗里，别提多好看了。”——李子龙
若问谢岚对广中的印象，脑海中首先浮现的画面是：校园不大，操场形状不规则，总见学生在踢球奔跑。课间打闹声起，学生蹭地冲进老师办公室。这是一种流动的状态。
该校前身是“工读学校”。上世纪70年代，这类学校收容不满18周岁且有严重违法行为的青少年。随着经济腾飞、治安好转，至90年代，严重违法者锐减，问题转为沉迷网吧、逃学、斗殴及盲目追随“大哥”。谢岚入职十余年间，“混社会”现象减少，最显著的问题变为厌学，当代孩子似乎更沉闷，心理层面的苦恼更深。
入职前，谢岚是一名报社记者。结识广中源于一次采访：一位美国心理专家在上海举办工作坊，通常女性居多，那日却有两三位男士异常活跃——他们是广中的校长和老师，带着教学困惑前来探讨。
后来校长坦言，刚任职时担忧学生出事，终日压抑紧张，甚至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这在专门学校教师中并不罕见。改变始于成人内心的疑问：“若仅靠严格惩戒和规范教育学生，我与监狱看守有何区别？”
铁门拆除，校舍刷上彩色涂料。活动增多，如观影、CS比赛、参观崇明空军基地，校园气氛由紧绷转向松弛。
有老师指出，某些“异常”行为实则是学生应对家庭与社会压力的自我平衡机制。有的孩子突然暴怒，甚至吵架时以头撞墙，只因家中长辈惯用这种自我伤害方式迫使他人服从。
谢岚记忆犹新一幕：校门口，多位老师围在铁门处，中间站着一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孩子。他紧抓门框摇晃，大喊大叫要出去，老师们焦急掰开他的手指，他便踢打回应，情绪极度愤怒。
此后，通过绘画引导，让他描绘情绪变化曲线，识别导火索与顶点，观察如何平息。他能清晰表达爆发时的需求及激怒源。这些洞察极为珍贵。
不少学生因在原校难以立足而被送来。为何传统学校难以有效解决其困扰？一因普通学校重心偏向成绩，调整空间有限；二因在广中，绝大多数教师不视其为“差生”。
校内男教师居多，体格健壮且热爱运动，能与孩子打成一片，共打篮球足球。他们理解孩子为何不爱做题，上课走神亦属正常。教师培训时，有同事坦诚分享自己看书不久也会犯困的经历。
在此，师生关系紧密连接。信任建立后，学生随之改变。教师们深知，沿袭传统路径无法促成这些学生的转变。
学校不再唯中考马首是瞻，留出空间开展项目制学习。师生屋顶种菜；调查上海垃圾产量，从家庭、社区到处理厂，数据表格皆由学生统计完成。
生活技能课源于现实困境。家访得知，有学生自小学起从未吃过家常饭，全靠外卖盒度日。对此，女老师们开设美食课，教授中西餐制作，如红烧肉、披萨等，期盼他们日后能烹饪美味，体悟生活美好。
谢岚协助策划摄影展，推动“学生提案”增加活动时间，并引荐资深戏剧教师入校，由此诞生戏剧课程。
创新课程推行不易，广中戏剧课初期屡遭挫折。有老师选用童话改编剧本，青春期男孩毫无共鸣；亦有老师控场不力，气得跺脚。长发、具艺术气质的老师采用现代戏剧肢体训练法，有学生私下议论代课老师在地上爬行吓人。校方尊重选择，不愿留者可离开。
转折发生于某位老师带来一张“寻人启事”，询问一名14岁失踪儿童可能去向及喜好衣着。学生们由此逐步投入。
谢岚记得一个环节：为角色撰写最快乐的时刻。一名年幼男孩回忆，印象最深是与父母逛公园，并在园中折纸船。诸多难以言说的少年心事——喜悦、孤独、迷茫、渴望，自然流淌。
台词由此汇聚，首部剧目《郑克寒的青春期》成型。该剧参加第五届上海中学生戏剧节，荣获二等奖。学生兴奋表示：“学渣完胜了学霸！”
事后有老师透露，返程大巴上，一男生观看演出录像，双手掩面，泪水却从指缝渗出。
**像对待一株植物**
“很多年，在浓雾中吹起口哨，桥上的火车，驶过一个个季节，在一座座荒芜的山上，我们互相听懂了对方的话。”——桓崽
曾问学生，此处最大改变为何？答曰：这里的老师不会跳过你。成年人对成长负有责任，如同培育植物，提供何种土壤决定其长势；是否相信其行为仅是长期压力下的扭曲？是否确信其潜力可被激发？
改变确已发生。他们重返课堂，专注听讲。绝大多数升入职校、大专，甚至有人志在本科。新校园里，不少同学融入良好。例如鼓艺精湛者，元旦演出时会回广中借鼓表演；喜爱游戏者，选择了电脑或物流相关行业。
亦有辍学者。谢岚与成岳心保持联系，那位过着“纽约时间”的酒吧常客，毕业后未进职高。最新消息传来，他从事理发师工作，从洗头做起，双手满是裂口。
据谢岚了解，近年来国家重视专门教育发展。校长提及曾赴云贵地区参观政府重金打造的专门学校，规模可容纳数千人。山区存在失学及轻微违法犯罪游荡青少年，大规模学校难以展开戏剧课，故侧重职业技能培训。
如今广中生源亦有变化。十年前，孩子们因无聊结伴寻求归属；现今线下社交大幅减少。家访发现，许多孩子独自在家打游戏，世界缩窄至网络。
外界常有疑虑：这般受保护的环境，是否会让孩子娇气，更难适应社会？
今年夏日毕业聚会上，谢岚重逢六年前毕业的部分学生。昔日班主任取出一个长方形的旧木盒。盒内装着毕业时写给未来自己的信件，众人重读一遍，既有当年的迷茫，也有自我勉励。有人写道：“五年后的我：现在的我有些懒惰、消极，不论怎样，我都会陪着你”。
现场令人感慨万千。从广中毕业，进入高职、大专，今年是他们步入社会的第一年。大家坦言就业难、薪资低、工时久。有人从事外包、外卖、游戏陪玩或创业开发App；有人待业在家，或在医院做志愿者，业余爱好观鸟。
一位在央企做外包的同学较为稳定，另有婚庆主持人兼职。他感谢读书时班主任鼓励其在国旗下讲话、主持联欢会。问及为何身兼两职，他认为央企工作一眼望到头，趁年轻想多尝试。
谢岚看到了年轻人应对生活压力的韧性。有学生直言：“我现在也挺迷茫的，但是我不焦虑”。
问及幸福与否，谢岚发现，从事热爱之事能抵消工作辛苦与低薪，提升幸福感。一位痴迷二次元的同学在相关店铺工作，觉得时光飞逝；另一位从事成人娃娃商业建模设计，因喜爱画画，虽说话轻声细语，却对职业无羞耻感，对生活感到满足。
以往人们易从职业晋升中获得成长感。若如今职业上升渠道狭窄，个人价值感置于何地？那天谢岚起身说道，感谢分享，让她思考一个未来社会议题——大环境下，我们如何保有幸福？
当天，他们给四年后的自己再写一信，存入木盒。约定四年后重逢，此提议出自一名学生：“那时候我们差不多25岁了，又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注：文内每个部分开头的引文为毕业前后，学生写下的文字或创作的小诗。文内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