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挑一家企业代表中国科技创新，去年我推DeepSeek，今年则非长鑫科技莫属。
若只选一座城市彰显科创实力，去年是杭州，今年则是合肥。
A股市值之王与中国投资之王
去年1月27日，DeepSeek开源的推理大模型R1，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区及美国区免费下载榜双双登顶。当天，英伟达股价应声暴跌17%。市场解读认为，既然中国团队能用极有限的算力跑出高性能模型，那么“算力即壁垒”的美国AI估值逻辑恐将受到冲击。
今年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一举成为A股市值霸主。作为全球第四大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厂商，长鑫借AI基建爆发与存储芯片超级景气期的东风，上半年归母净利润高达535亿元。这不仅彻底抹平了自2016年创立以来累计366.5亿元的亏损，还绰绰有余。
IPO完成后，合肥市区两级国资在长鑫科技的持股比例从36.79%稀释至33.11%。以7月31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股权对应市值近1.2万亿元。算上历史投入的两三百亿本金及财务成本，合肥国资对长鑫的投资回报，在中国资本市场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目前，A股市值破1.2万亿的公司仅10家。2025年全国GDP破万亿的城市有30座（含港澳台）。媒体因此感叹：合肥投长鑫，一笔赚回一个万亿GDP城市。
因“长王”诞生，合肥国资也坐实了“投资之王”的名头。
无异议的杭州，有争议的合肥
去年DeepSeek一鸣惊人，带火“杭州六小龙”，让杭州赞誉一片。当时多座领先城市都在反思：“为何六小龙出在杭州，不在我们这儿？”
反观合肥，一路走来争议不断。
过去有人称其为“赌城”“最牛风投城市”，近期又有评论指出，“合肥模式是特例，不可复制”“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无法保持竞争中立，易滋生寻租”。
合肥官方始终强调，其本质是“以投带引的产业投资模式”。不是风投，是产投；靠的不是赌博，是拼搏。赌博看手气，没明天；拼搏凭手艺，赢未来。但“赌城”标签依然流传甚广。
同为科创赢家，杭州毫无争议，合肥却饱受质疑，原因何在？
一种观点认为，“杭州六小龙”更像市场经济自然生长的结果。虽有省市国资产业基金入股，但并非主体，企业家才是核心，政府仅是“浅投入”。而从引入京东方到共创长鑫，合肥政府直接下场，国资深度介入，堪称“超级创业合伙人”。
政府该不该直接下场投资？能否凭几个明星项目就断言“政府比市场更懂投资”？这极易引发争论。
有朋友直言：“市场投资者看错技术路线，亏的是自己的钱；政府看错项目，亏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成功可成政绩，失败却可能隐藏在国有平台、银行贷款、土地成本、厂房代建和财政补贴中。企业经营不善，私人投资者会止损，地方政府却因就业、债务和政绩压力继续输血。投入越多，越不敢认输；越不敢认输，投入越多。最终，产业投资沦为财政兜底。”
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政府投资基金按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运作，防止同质化竞争和社会资本挤出效应。在树立正确政绩观背景下，提醒政府避免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确有必要。
但合肥模式与“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并不冲突，反而内在高度一致，绝非盲目跟风。我于2022、2023年两次赴合肥采访，对其脉络已有所了解：以“两向产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国家政策导向的新兴产业）为方向，以国资股权投资为抓手，引进产业链龙头，带动上下游集聚，形成产业集群生态，通过上市退出反哺产业。
我认为，合肥模式虽难推广，但其背后的创业创新精神与系统专业方法，值得借鉴。
城市禀赋风格各异，若拿合肥与杭州相比，我觉得合肥更难，更不易。
首先是城市基础。2000年，在全国城市GDP百强中（当时香港第一），杭州排第9，合肥仅排第82，河南周口还在合肥前面。两者差距巨大。而今年上半年，杭州仍居第9，合肥已升至第18。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全国百强城市中，合肥排名提升最快。若无非凡努力，绝无可能。
其次是企业基础。杭州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创新经济蔚然成风，不少企业就地创业。合肥地处内陆，开放程度与市场化发育相对滞后，本土明星企业少，京东方、长鑫科技等龙头均从外部引进，为此需付出更多努力与代价。在杭州，轻松能做成几件事；在合肥，认真才能做成一件事。
但这正是合肥了不起之处：它以非常之功做非常之事，做成了一些更苦、更难、更硬、更长久的事情，最终收获了“长王”这样的王者企业。
京东方6代线：合肥产业逻辑的萌芽
凡事皆有逻辑，想要好结果，必先努力于因。
长鑫十年结硕果，而合肥能收获长鑫，这个“因”要往前追溯多年，至少推到合肥与京东方合作建设6代线（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之时。
2022年我在合肥采访时得知，双方合作溯源至2004年。当时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副主任去区内工业园考察大项目落地情况，接待负责人却抱怨：“还大项目？这工业园过不了多久就要关了！”
“为何？”
“因为不挣钱。”
原来，工业园生产的电视机，液晶显示屏占成本70%到80%，全部依赖日韩进口。外地入关运至合肥组装，再运往外地出口，单台来回运费高达几十元，几乎等于一台电视的利润。
企业负责人说：“液晶显示屏是百亿级大项目。合肥若能解决此问题，工业园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扩大规模，挣大钱！”
这条源自企业的信息，让新型显示器生产企业京东方进入合肥视野。
2005年，合肥市委、市政府印发《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语音软件、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现代民用雷达、光纤光缆、通信设备、新型显示器、汽车电子等，培育主业突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企业。
2007年4月，合肥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提出实现“集成电路之梦、电子信息之梦”。
不同于许多城市热衷引入整机厂、主机厂，合肥更重视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彼时，招引外地大企业普遍要求享受“五免五减半”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也需“两免三减半”。若政府将利益全让渡给企业，自身无收益，便无力完善社会配套与保障民生。那么，如何既不任企业漫天要价，又能确保优质企业留驻合肥？
合肥的办法是下笨功夫，发力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这类产业高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一旦成功则回报丰厚，但单靠企业力量难以突破。这正是政府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的关键领域。
京东方，正是致力于解决“缺芯”之痛的核心元器件企业。
关于合肥如何在竞争中胜出赢得京东青睐，媒体报道已详尽。我在合肥采访时，有政府人士还原了最后场景：
2008年9月11日，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与总裁飞往深圳，一位副总裁留守合肥。若合肥最终拍不了板，他们便继续与深圳合作。当天合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拍板：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9月12日，合肥与京东方签约。王东升现场慷慨陈词：“我所到过的每个城市，书记市长都待我如上宾。然而，到了执行单位，力度明显下降，如拳头打棉花。只有合肥，做到了这样坚定执着地上下一心！所以我本人‘情动’于合肥，京东方‘情定’于合肥！”
京东方6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人民币。其中90亿为资本金，60亿由京东方向合肥两家国资公司定向增发，余下30亿由合肥政府与京东方共同通过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解决。若未能引入，最终由合肥政府负责落实。除90亿资本金外，剩余85亿投资在合肥政府支持下通过贷款解决。
2008年10月，合肥国资与京东方项目公司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中，合肥方出资81%，京东方出资19%。2009年4月正式开工，2010年10月建成投产。2012年，双方再次签约建设8.5代线项目，2014年顺利投产。2015年，投资458亿元的全球最高世代合肥京东方10.5代线签约建设，2017年建成量产。
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实现了全球性战略跨越。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产业精神
2008年，京东方与合肥携手之际，出生于合肥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做出重大决定：从主要依靠ODM模式推进自有制造。只是自有基地建在哪，尚未决定。
2010年9月，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合肥举行期间，合肥政府向联想抛出绣球。京东方落地，新型显示产业在合肥快速崛起，这也成为吸引联想的因素之一。2011年9月27日，双方正式签约，联想笔记本电脑自有制造产业基地——联宝科技花落合肥。2012年12月，第一台联想产品下线。2013年，联宝科技营业额超百亿元，同年联想集团首次夺得全球PC第一。
拥有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显示产业和以联宝科技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业后，合肥并未满足。他们发现了新的产业短板与痛点：芯片。为解决“有屏无芯”矛盾，合肥开始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
当时杨元庆曾对合肥领导讲：“我们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合肥，但内存要从外面买，有时还买不到。中国人能不能做自己的芯片？”
2013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颁布，半导体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8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出台市级集成电路专项扶持政策。
2015年5月，为解决显示驱动芯片全部依赖进口问题，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立晶合集成公司。2017年10月，晶合集成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2023年，晶合集成在科创板上市，今年7月又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目前已是中国大陆第三大晶圆代工企业。产品也从最初的单一显示驱动芯片，拓展至微控制器芯片、图像传感器芯片、汽车芯片、家电芯片等。
更重要也更难的芯片，是DRAM。
一位参与长鑫科技筹建的专家说：“如果说显示驱动芯片是产业链配套短板，那DRAM存储芯片就是半导体产业真正的硬核壁垒、卡脖子核心领域。一枚小小的DRAM芯片，半厘米见方的空间集成100亿至300亿颗晶体管和各种器件，工艺精度达纳米级，研发、量产、迭代难度极高，需要的投入极大。”
2015年4月7日，全球知名半导体智库TrendForce发文称，中国有6家地方政府都在积极争取设立DRAM厂。但最终，只有合肥通过与兆易创新合作取得了成功。
2016年5月6日，时任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与合肥市领导达成战略共识，以180亿元的初始预算正式启动19纳米制程的12英寸晶圆DRAM研发项目。合肥国资出144亿元（占80%），兆易创新出36亿元（占20%）。这180亿仅是第一期投入，整个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DRAM芯片基地的总投资将达1500亿元。
今天的“长王”如同一只“金凤凰”，十年前却是“烫手山芋”。遇到合肥之前，朱一明团队带着DRAM计划书，跑过几个一线、新一线城市，均被拒绝。因为DRAM项目一向被市场视为“吞金兽”。一条12英寸产线投资，百亿元起步，每年烧钱超百亿，5年难盈利，失败率在90%以上。若非合肥国资从一片空白时就坚决重仓，顶住连续多年巨亏、技术遭遇重重封锁、外界质疑不断的极端压力，十年陪跑，中国在DRAM领域不可能有一席之地。
长鑫科技未从落后几代的工艺节点慢慢追赶，而是“跳代研发”，跨代追赶。2019年9月，长鑫12英寸晶圆厂投产，推出8GB DDR4产品，国产主流DRAM芯片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我在合肥采访时，听政府人士介绍，每个龙头项目都不是一帆风顺，对决策者心理素质常是“极限考验”。例如，晶合集成在新产品爬坡期遭遇很大困难，有人甚至提出“如果还是不行，干脆换个新赛道”。合肥领导花了几个月时间消化吸收相关知识，最后决定让国有资本继续支持，直到干成。长鑫科技也遇到过巨大压力，政府调研后提出“先建一条实验线，看能不能跑通”，结果最终跑通了，国家大基金也投资了，见到了曙光。
如今，合肥已形成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目前合肥集聚的集成电路规上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超过7万人。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坚韧不拔，坚持到底。这种无比顽强的产业精神，是合肥国资屡创奇迹背后的坚实支撑。
总结过去，走向未来
回顾合肥20余年产业发展道路，我有一种感觉：许多国家层面提出的战略要求，如“解决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等，合肥都较早地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对照来看，合肥多年前就已自觉先行。
过去十年，大国博弈加剧，国家需要一部分资本从简单的市场逐利定位转向“赋能产业升级”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合肥国资对长鑫科技的投资，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投带引、助推关键产业突围的探索。这是新时代的产业王道，造就了新时代的产业王者。
合肥模式还证明，中国先进制造业可更多向具备战略承载能力的中部核心城市延伸，而不只在沿海集聚。这对国家产业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要做到真正有为，不缺位也不乱为，实属不易，必须兼具企业家精神和专业主义。合肥政府在这两方面均有出色表现，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在“长王”A股登顶后，这些经验正被更多总结出来：
1. 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结合本地产业禀赋，确定战略方向；
2. 坚持长期主义，做好耐心资本；
3. 坚持有效市场，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4. 坚持尊重企业家创新精神，“控股不控权，赋能不越位”。国资在战略方向、大额投资、风险底线上把好关，具体经营管理舞台完全交给企业家和专业团队；
5. 坚持有为政府，摒弃粗放式招商，精准锁定产业链最薄弱、最核心的短板环节，精准发力，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完整性和核心竞争力；
6. 坚持抢抓机遇，高效推进项目落地。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转瞬即逝，能否快速决断、精准落地，至为关键；
7. 坚持科学决策，专业决策，绝不盲目跟风、主观臆断；
8. 坚持干中学，以实战锻造人才，以战育才，锤炼出一支懂产业、懂招商、善攻坚的人才队伍；
9. 坚持“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只要投资前尽调充分、决策流程合规、投后管理到位，因市场波动、技术迭代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亏损，不追究个人责任；出台“尽职免责负面清单”，明确严禁利益输送、违规决策、失职渎职等行为，而在清单之外则“无责可追”，让容错有底线、免责有依据；
10. 坚持推行“基金整体考核”，尊重创投规律，摒弃“一项目一考核、一亏损一追责”的短视逻辑。国资投资平台不考核单个项目盈亏，而是考核整个投资组合的综合收益，让国资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敢于布局高风险、高潜力的硬科技项目。
昨天已经过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时代要求。过去合肥那种“砸锅卖铁式”产业投资的历史条件也在改变，很难复现。但合肥不甘平庸、奋然起行、不屈不挠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注定将载入中国产业创新发展史。
长鑫之后是什么？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与过去相比，合肥将凝聚更多目光的关注，这是责任，是压力，也是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