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培源
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中，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脉络紧紧纠缠。这部作品唤醒了作者关于故乡的深层记忆。2020年至2024年期间，他的“故乡人”系列小说——包括《故乡》《海燕》《初恋》以及《“国脚”》——陆续问世，随后结集为《故乡人》出版。这不仅是新书的诞生，更是薛忆沩近四十年写作生涯结出的又一文学硕果。
《故乡人》延续了薛忆沩的一贯风格：借个人的“小历史”折射时代的“大历史”。历史的虚实之辩、个体与时代的映照，始终如影随形。但与过往作品相比，《故乡人》呈现出明显的转向：虚构特质减弱，自传色彩增浓。书中人物与事件，多取材于作者的故乡长沙。例如《故乡》里，“我”寻访的那家米粉店旧址，位于母亲曾任教的周南中学附近；《初恋》中致使主人公初恋夭折的母亲，与《海燕》的主人公原型相同，均为薛忆沩母亲的同事；《“国脚”》中那位高考志愿全填“北京大学物理系”却落榜的学生，同样有现实依据。为营造“真事隐”“假语存”般的真实效果，四篇小说统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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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乡》为例，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乍见标题，难免联想到鲁迅的同名作品。薛忆沩的《故乡》沿用“归乡-离乡”结构，内核却已不同。在他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乡愁指向的是无处安放的漂泊感。小说中的“我”是一名作家，回国返乡时发现长沙早已面目全非：昔日街道改头换面，曾经的国营工厂变为高档住宅区，目之所及，尽是陌生与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怅然若失，直到与父亲的老同事傻杜意外重逢，关于工厂生活的记忆才彻底浮现。时光荏苒，四十年过去，“我”印象中的傻杜曾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但眼前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这篇小说表面讲述故人重逢、投桃报李的故事，实则揭开社会发展中复杂的面向。在如此巨大的变迁中，傻杜身上的质朴与善，显得弥足珍贵。整篇叙述从容不迫，作者以极耐心的笔触，巨细靡遗地交代了“我”此次返乡的前因后果，而故事真正的“内核”——即与傻杜的重逢、对四十年前傻杜与父亲交往的回忆——反而只是简略勾勒。在“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中零碎的片段清晰浮现，张弛之间、详略之中，情感反而愈发饱满，张力十足。
循此线索，“故乡人”系列的叙事模式渐趋明晰：打捞记忆，重返昨日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里的儿子换成了母亲。《海燕》借鉴说书人技巧，借助一通越洋电话，使“说者”和“听者”同时在场。因此，小说至少有三位叙述者：作为整个故事讲述者的主人公“我”、“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未在故事中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中的“海燕”，自然指向这位迎接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动用了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的追忆中，穿插了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的“会面”。如此一来，《海燕》以巧妙的方式与鲁迅经典之作及本集前一篇形成深层次互文，叙事时空骤然拓展，气象变得愈加宏阔。
沿着前两篇开掘的路径，《初恋》以更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往事。这篇小说将邻居兄长的初恋故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交织叠加。看似线索繁多，实则一点都不芜杂混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凭借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不断闯入读者视野，一次次感染并打动读者，重现“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
跟《初恋》里的母亲一样，《“国脚”》中绰号为“国脚”的表舅，命运也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时，表舅就进入了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选择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结果只能去上正规中学。事情很快出现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了省体校最后的报名期限，不仅成为省青年足球队的主力，还获得了全国亚军的佳绩。但最终，他还是过上了一种庸常却也不失幸福的安稳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与最初理想背道而驰，根源在于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既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关注的核心主题，“故乡人”系列亦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的姿态——除了《“国脚”》，其余三篇分别借用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的题目。这种“冒犯”，既是向世界文学经典致敬，也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的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的是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的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描摹出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的个体中，照见了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