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南京路以北的浙江路段，原本沿街的低矮旧屋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四层西式建筑。在宁波路口，一座新楼的门楣上悬挂着“萝春阁”三个大字，落款为“知足主人”。这位知足主人正是茶楼的老板，也是这片新洋房的拥有者——黄楚九。同年6月18日，萝春阁茶楼正式开门迎客。
关于黄楚九与偷鸡桥的渊源
据说，芝罘路与浙江路交汇的区域早年是一片河浜，河上架设小桥，周边散落着村落。清末租界修筑道路时，河道被填平，桥梁也随之消失，但“偷鸡桥”这个俗称却保留了下来。至于这名字是源自“土基桥”还是“斗鸡桥”的音转，到了1920年代已无人能考据清楚。不过直到四十年代末，人们仍习惯用“偷鸡桥”来指代这一带。从偷鸡桥沿浙江路向南行至南京路与湖北路口，这里在清末民初曾是茶楼云集之地。路口西北角有永安茶居（注：并非坊间误传的易安茶居），西南角坐落着五龙明泉楼以及冼冠生创办的广东菜馆陶陶居，东北角则是著名的五龙日升楼。由于此处恰好处于两条南京路、两条浙江路与湖北路的交汇处，故两家茶楼均以“五龙”命名。1908年，租界首条电车线路在此设站，“日升楼”逐渐成为该区域的代称。彼时的南京路与浙江路口远不如福州路繁华，沿街商铺多为传统的两层砖木结构，且大多已有数十年历史。
自1910年代中期起，几位广东商人看中了这一路口的潜力，计划筹建新式百货公司。该区域的地皮权属分散，例如路口北侧属于英商德和洋行。先施公司租下西北角十余亩土地兴建大楼，并于1917年开业。路口西南侧及先施西侧均为哈同地产，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先后在此租地建屋，分别于1918年和1926年建成营业。进入1920年代，路口面貌焕然一新，车水马龙。从此，“日升楼一带”被视为上海人心目中“南京路繁华富丽与热闹的最高峰”，许多人相信每日经过此处的行人车辆不少于十万人次。
唯有东北角的日升楼保持原状未变。尽管1917年南京路对面开设了乐天茶楼，1924年沈大成点心店也将分号迁至日升楼下（直至今日仍在原址），但这间始于清末的老式茶楼日渐衰落。
1918年的偷鸡桥与日升楼
随着南京路西段日益繁荣，三大百货公司的业务达到鼎盛，不时有传言称日升楼附近将翻建，改建为新的百货公司或饭店，但始终未见动静。时人对这一角密集的旧式商铺情有独钟。除了百货公司里的时髦货品，这里的茶楼、点心店、栗子摊以及售卖水果、烟酒、纸张、糖果的小店都极具吸引力。
从日升楼沿浙江路向北，道路两旁房屋陈旧，多为小型旧式商铺。夜晚关门后，路灯昏暗，当时有人这样描绘浙江路偷鸡桥一带的景象：
“向为山梁聚集之所。灯火上时，来㖸来㖸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木林土森视为畏途，即所谓老上海者，亦都掩鼻而过，诚秽地也。”
可见，虽然近在咫尺，偷鸡桥与日升楼的气象却大相径庭。1929年初，传闻偷鸡桥一带将进行市政改造，新建一座戏院。至夏季，局势渐明，芝罘路与牛庄路附近即将兴建全新的三星舞台，商铺改建规模更大，并将沿浙江路向南推进。据悉，这一系列举措由上海闻人、巨商黄楚九出资。
众所周知，黄楚九以销售“艾罗补脑汁”及医药业起家，随后涉足娱乐业、金融业及房地产业。在1920年代，他最为知名的产业是大世界游乐场与日夜银行。黄楚九早年便涉足南京路周边地产，1912年他在日升楼湖北路口创办了上海首家游乐场——楼外楼，曾吸引大量客流，直至后来被更新式的大世界取代。此后，黄楚九与人合资购入天津路集益里的地产（此处钱庄与传统商号密集）。1929年，57岁的黄楚九声望如日中天，对偷鸡桥一带的投资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项重大事业。鉴于坊间说法多以讹传讹且充满想象，笔者尝试依据史料还原始末。
浙江路与芝罘路口有一块方形规整的地皮，地主为南浔富商庞莱臣，其中大部分为庞宅用地。按传统说法，这两亩九分地恰似一枚印章。1929年6月1日，黄楚九与周炳臣、赵如泉合资成立的三星地产公司与庞莱臣签约，租下该地块，租期25年。计划分为两部分：核心是建造三星舞台作为戏院，其次是沿街商铺改建后重新出租。周炳臣是黄楚九的余姚同乡，曾在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任职多年，后转向地产业；赵如泉则是久负盛名的京剧名角，长期在上海演出。三人平均出资，三星公司每人出资27972元，三星舞台每人出资10000元。周炳臣负责地产公司及三星舞台的日常运营，赵如泉负责舞台后台管理，黄楚九仅作为股东，不参与具体经营。
笔者推测，创办三星舞台主要出自周、赵二人的意图，拉拢黄楚九入伙意在借助其名望。不过，黄楚九很可能对偷鸡桥一带的地产同样兴趣浓厚，尤其是三星舞台以南的浙江路两侧。8月1日，黄楚九旗下的仁记公司与地主奚萼衔签约，租下这两块地，总面积约七亩，租期20年，准备拆屋重建。
涉及四十余家商铺的搬迁绝非易事。因期限紧迫，商户们求助于浙江路商界联合会，对房东提起诉讼。依据当时法律，诉讼期间不得强制停水或拆屋。但黄楚九通过周炳臣的关系网，迅速获得工部局拆屋许可，9月1日起开始强拆。这场一度引发关注的浙江路拆屋风潮，最终以奚萼衔承诺赔偿商户损失而告终。
1929年9月至10月间，浙江路福兴里进行拆屋作业（原图经修复）
1929年8月底，三星舞台正式动工，由米伦洋行设计，倪森茂营造厂承建。公司希望在新正（农历新年）前开业，因此工期紧张。1930年2月初，可容纳两千余观众的三星大舞台竣工，芝罘路至牛庄路沿街属于三星公司的商铺也已就绪。随后，浙江路两侧由黄楚九翻建的市房陆续完工，偷鸡桥一带原先低矮破旧的商铺全部被崭新的四层西式楼房取代。
初期入驻的商铺部分归黄楚九所有，如中西药房、日夜银行及九福堂笺扇庄的分号。许多研究将此事件与黄楚九日后遭遇的银行挤兑及1929年全球经济萧条自动关联，认为因市面冷清无人承租，黄楚九才被迫开设自家分号。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929年至1931年间，上海地产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尤其在租界中心区域，地皮争夺与诉讼频发。例如，与浙江路翻造几乎同时，邻近的南京路与福建路口就发生了业主大纶地产公司与租户商铺因租金上涨引发的诉讼。时人看得明白，黄楚九是看中浙江路一带的发展前景。欲使地皮升值，必先振兴偷鸡桥一带的商业氛围。当时公认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娱乐业。与人合资的三星舞台和三星公司未必是黄楚九的最终目标，他更看重的是独资经营的浙江路市房改造，意图通过这座崭新戏院吸引大规模客流，进而带动周边消费与商铺。
基于这种预期，黄楚九对首批入驻的商铺类型自有考量。1930年，工部局对该地区中心位置整幢四层洋房的月租金估值为1000两（实际租金略低），这已相当于南京路上整幢商铺的租金水平。除开设各类分号外，黄楚九还开办了几家新店，其中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是位于宁波路口的萝春阁茶楼。
李耀亮与萝春阁茶楼
上海的茶楼在清末曾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繁荣。1876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记载了公共租界的洞天、一壶春、丽水台、松风阁以及城隍庙的湖心亭等茶楼。此后陆续出现的笔记与晚清小说也多提及此类场所。这些不同时期的著名茶楼多设于人口稠密的商业区，选址与装潢考究，“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在当时被视为新鲜有趣、值得流连的场所，外地游客初到上海往往将名茶楼列为必访之地。
清末茶楼内部景象
不过，清末茶楼吸引顾客并维持盈利的真正原因并非仅靠环境，而是依赖鸦片与妓女。这两件事在当时不仅合法，甚至被视为社会风尚。茶楼常辟出专门空间，配备华丽烟榻与器具，提供鸦片吸食服务，实为兼营烟馆。此外，清末富家子弟冶游之风盛行，大量妓院从城内迁至公共租界。最初的名茶楼多出现在妓院林立的福州路及其以南地区，这与风气密切相关。例如一度最负盛名的丽水台茶楼开在三茅阁桥畔（今延安东路），高楼临水风景宜人，但更重要的是楼下即为幺二堂子荟萃的东西棋盘街。时人坦言，在茶楼饮茶意不在茶，而是“万楼莺燕，笑语皆通”。因此，妓女进入茶楼揽客得到经营者默许甚至鼓励。
进入20世纪，社会风气开始转变。民初以后，租界加大禁烟力度，虽未彻底禁绝，但公开营业的烟馆逐渐消失，茶楼这一副业难以为继。1920年代租界开始禁娼，成效有限，但社会风气较清末已有巨大变化。鸦片与妓女不再代表时髦生活方式，而被视为社会阴暗面或腐朽落后的象征。尽管如此，妓女在茶楼拉客的现象依然普遍，甚至在营业执照中有明文允许，这种现象以福州路历史悠久青莲阁最为典型。
1920年代中期，上海报纸根据本地茶馆现状进行了简单分类，大致分为老虎灶、小茶馆和茶楼三种，价格依次升高。老虎灶供应的茶价仅为茶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前两者常沦为“宵小匿迹之所”或聚赌地点，因此一般所指的上海茶馆，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座位宽敞、装潢讲究的茶楼，多位于商业区或交通便利处。城内茶楼主要分布在城隍庙附近；公共租界以福州路最为集中，其中四海升平楼、长乐和青莲阁最为著名；其次为南京路。至1920年代末，社会公认上海最好的茶楼是位于南京路湖北路口的一乐天和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仝羽春，茶价相对昂贵。
1930年萝春阁、黄隆泰及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茶楼示意图
1930年7月的萝春阁茶楼
1930年6月，萝春阁茶楼开业。前期筹备工作由黄楚九亲自过问，日常营业则由他选定的经理李耀亮负责。
茶楼开业后不久，黄楚九又在隔壁开设了一家黄隆泰茶叶号。从后续披露的投资情况看，萝春阁初始资本为1.2万元，黄隆泰为2.6万元。茶叶号极可能与茶楼相关联，至少从黄楚九的角度看，这是从原料和成本两方面保障茶楼主要货源的重要举措。
另外，上海本地茶楼有一个特点：除茶水外不供应任何点心茶食，但允许小贩进入叫卖，客人也可花钱请伙计代为外购。渐渐地，有些茶楼允许生煎摊摆在门口，或将一楼门面租给生煎摊，方便顾客随时食用点心，这是传统茶楼向新时代的一种妥协。生煎摊则看准茶楼从早到晚均有茶客上门，双方互相借力。因此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业区，茶楼与生煎摊的组合十分常见。开业前，黄楚九也为萝春阁选定楼下的生煎摊。当时看似小事，后续影响却不小。萝春阁的生煎在上海饮食史上颇具地位，内容详丰富，详见下篇，本文暂不展开。
如前所述，自清末起上海茶楼副业繁多。除了表面的热闹多变，不难看出单靠主业卖茶恐怕利润微薄，更多时候需复合经营，例如当时重要的行业茶会。每日清晨，同业商人在某家茶楼聚会，打听商品价格，交流行业信息，或直接进行交易，风雨无阻。这是上海许多行业惯用的经营方式，并一直延续至1950年代。原本上午是茶楼生意清淡时段，散客少，早茶价格相对便宜，但只要有茶会，必然人声鼎沸，往往聚集数十至数百人。上文提到的几家著名茶楼都有固定行业茶会，如青莲阁的米茶和棉纱业，一乐天的板箱旧货，仝羽春的五金铜锡，萝春阁的二三楼则是煤业茶会。之后还曾出现过麻袋、木业和五金器件的茶会。另外，黄、李二人最初曾考虑将第四层楼租作弹子房，这也是茶楼常见副业之一，后来确实经营了一段时间。
按照行业惯例，萝春阁申请执照时也被准许妓女拉客。李耀亮对此深恶痛绝，他的目标是效仿一乐天和仝羽春，吸引中上层顾客，自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实方法很简单，茶楼所谓的“准许”通常是不收妓女茶资，或事先发放免费茶券，方便其自由出入。李耀亮吩咐伙计：进门皆是客，一视同仁收取茶钱。此举实施后，拉客的妓女很快绝迹。
不过茶楼仍需另想办法招徕客人。李耀亮在上海人脉广泛，对茶楼经营自有见解。萝春阁规模不小，陈设精雅，茶叶供应有保障，先天条件优越。李耀亮的应对策略是在萝春阁三楼开设书场，聘请苏州评弹名角登台演出。
评弹在当时是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多在专门书场或游乐场表演，附设于茶楼者较少，如城隍庙得意楼，但在租界中并不常见，影响力有限。1920年代末，有旅馆偶然在楼下开设书场，没想到听客反应热烈，引发同行纷纷效仿。比萝春阁开业稍早，跑马厅东南角新建的东方饭店将二楼辟为书场，延请名家说唱。起初二楼计划做跳舞厅，空间充裕，座位宽敞舒适，经营者用心良苦，东方书场很快打响名声。
李耀亮或许受此启发，决定将书场作为萝春阁的副业。9月16日晚，萝春阁茶楼正式开书。首场由杨斌奎、杜文奎弹唱《描金凤》，接着朱耀良讲《七侠五义》，每晚八点至十点三刻，大受欢迎。年底又增加了著名演员沈俭安、薛筱卿表演的《珍珠塔》，几乎场场满座。不久又加开午后日场，并延长夜场时间，评弹结束后还有当时流行的滑稽表演。茶楼从早上七点开到午夜，早茶140文，午晚茶均为小洋1角。但有了书场后，小洋1角即为书座价格，茶算是奉送的。300个书座每晚售罄，盛况可与东方书场媲美（东方书场票价每晚2角）。
1931年初，李耀亮邀请以说《杨乃武》著称的李伯康到萝春阁表演。阴历年底是评弹会书时节，李伯康集结众多同仁一起会串，将杨乃武故事改编成“书剧”在茶楼演出，场面火爆。东方书场因此感到威胁，萝春阁聘请润余社名家，东方则请来实力更强的苏州光裕社，两家开始打对台，也频繁互相挖角。
这一时期，萝春阁营业状况良好。当时房租每月700两，加上7%的房捐，萝春阁应付裕如。正如黄楚九与李耀亮所愿，茶楼吸引大批中上层茶客，建立起良好口碑，短时间内便隐然与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并列。此外，得益于书场的成功，随后开设的西藏路天蟾茶楼和迁址重开的青莲阁也纷纷引进书场，形成一时风气。
黄楚九身后的萝春阁
黄楚九对浙江路前景抱有极高期待，但从上述分析可知，前景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三星舞台能否成功。1930年前后上海地产发展势头强劲，戏院建设与浙江路改造均采用激进方式，将签下的长期租约抵押给不同公司获取贷款用于建房。戏院高大宏伟，全部铺设进口柚木地板，装潢设备豪华，内部设有超过两千个座位，几乎按最新式电影院标准建造，仅用于京戏演出。工期紧迫，最终在农历新年前完工，赶在大年初一正式开幕，以老生名角小达子李桂春为号召，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但第二天即被工部局叫停。当时传言称，当局担心赶工导致建筑质量粗糙，或有官员索贿未果，致使三星舞台未取得执照。数日后风波平息，戏院再度开业，又传出消息称黄金荣不满三星大舞台与其荣记大舞台重名，黄楚九不得不答应去掉“大”字。三星与黄楚九本就备受社会关注，这些真假难辨的传言让许多人觉得三星似乎出师不利，最初几个月营业状况远不如预期。
其实从戏院工期紧迫和浙江路商户逼迁来看，这两处翻造的资金压力可能都很大。戏院歇夏结束后，由于经营者苦心筹划，排演新戏应市，三星生意渐渐好转。下半年，黄楚九在浙江路的各处商号陆续开始营业，萝春阁兴盛的书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
黄楚九患有严重气喘病，1930年夏秋后健康状况恶化。9月底，上海流传他已去世的消息，一度引发日夜银行储户恐慌，纷纷要求提款，后证实为谣言才平息。1931年1月初，黄楚九病势沉重，外界再次传言其去世，且据说负债三百多万，日夜银行再次出现储户挤兑。据传此事给了黄楚九最后一击，他于1月19日病逝。日夜银行无力应对储户提款要求而倒闭，黄家宣布破产，由此引发一系列债务清算。
清算耗时较长，其中黄楚九独资开设的店铺最容易处理，大多是位于浙江路上刚开业不久的新店，资产债务清晰，出售速度最快。4月初，萝春阁茶楼以104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耀亮。此前几个月因清理积欠的房租也由李接手，他同时还买下了黄隆泰茶叶庄。
黄楚九与李耀亮
对于萝春阁的营业而言，一切照旧。偷鸡桥和浙江路一带的市场逐渐发展起来，茶楼和书场的生意也很稳定。1931年冬天，书场倚重的李伯康被东方书场挖走。李耀亮烦恼之际，向朋友陆澹庵提及打算去苏州另聘名家。陆澹庵建议不如另编新书请人弹唱，并提议以前一年在《新闻报》连载的小说《啼笑因缘》为底本改编。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连载近八个月，大受欢迎，造就了一大批“啼笑因缘迷”。陆澹庵亦是忠实读者，当时正在报纸上发表“《啼笑因缘》之商榷”，连写11期。李耀亮大喜，恳请陆澹庵编写这部弹词，次日便将弹词家赵稼秋介绍给陆。之后经历一些波折，赵稼秋误以为陆澹庵不肯将弹词交给自己表演，于是与朋友朱耀祥搭档，另邀名作家姚民哀编写了一段。
1932年夏天，李耀亮请朱、赵二位到萝春阁书场表演。听说他们竟能唱《啼笑因缘》，李耀亮立刻为两人制作灯牌宣传。7月28日夜场正式开书。从这一天起，萝春阁每晚听众云集。十天后，编好的内容唱完，姚民哀因身体不佳无法继续创作，朱、赵两人勉强支撑几天。李耀亮深知书场对茶楼的重要性，再次请求陆澹庵帮忙续编。原本夏季是生意淡季，但《啼笑因缘》吸引力极强，朱、赵在萝春阁说了几个月，始终卖座鼎盛。弹词《啼笑因缘》后来成为名作，每一代都有名家表演，萝春阁不仅是这部弹词的首演之地，也捧红了朱、赵二位。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萝春阁与西藏路天蟾、福州路长乐并列为上海营业最盛的三家茶楼。1935年前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市面渐趋萧条，天蟾停业，萝春阁也受到较大冲击。李耀亮与副手胡铁耕因此寻求外部资金注入，同时尽力维持经营。1934年中，萝春阁在评弹之外一度增加“群芳会唱”，1935年请到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据当时记载，晚上八点半，萝春阁楼下的生煎炉子已熄火，但踏上楼梯便见客满的牌子。到了年底，萝春阁请来红极一时的女弹词家徐雪月及其两位师父合作出演《三笑》。这本是末档送客书，没想到晚上十一点一刻三徐上场时，客人不仅不走，甚至还有人专为听这档书进场。
1935年11月底，李耀亮突然中风病逝。经理一职由其弟李耀星接任，期间一度出现股东纠纷。平息后，经过重新装修，萝春阁于1936年4月再度开业。此次开放朝南的转角楼面，四面临风，茶客坐在楼上视野更加开阔。另外，随当年物价变化降低了茶资。1930年开业时，早茶140文，午茶小洋1角；1934年涨至2角；此时降至早茶120文，午茶220文。
不过此时萝春阁的营业状况与李耀亮时期差别很大。股东纠纷渐起，不久之后再度易主。此前南京路上的三大百货公司先后开设了广东茶室，1930年代后期忽然大受欢迎。虽更接近餐厅性质，但毕竟号称茶室，营业时间又长，对传统茶楼的营业造成不小冲击。
抗战时期，萝春阁茶楼营业更加衰落，1942年时已关门停业。但有帮会中人看中此地，楼下关门，楼上则偷偷开设赌场，很快被租界稽查处破获。之后194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在浙江路原址下收录了“萝春阁福记茶社”。按当时上海商业习惯，更换业主多半会更改加记，这应是又一次易主后的重新营业，但未维持多久。抗战胜利后，萝春阁茶楼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只是浙江路462号这处门面依然每天生意兴隆，售卖的是萝春阁的生煎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