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国人自编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风气盛行。彼时投身此道的学者，大多未通新史学理论，亦未摸清编写本国教材的门道，能脱颖而出者屈指可数。丁宝书编撰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是其中的翘楚。
丁宝书（1866—1936），江苏无锡人，幼承庭训，诵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他参加乡试位列副榜。同年入读江阴南菁书院，常与同乡吴稚晖、俞仲还纵论新学。次年（1894），清末民初教育家侯鸿鉴在无锡北禅寺巷聘请日本教师讲授理化，丁宝书便去旁听。甲午战败后，他痛感科举误国，将往日所作八股文悉数焚毁。
戊戌变法期间，丁宝书与吴稚晖、俞仲还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教员由俞、丁等十余位同人轮流担任。课程效仿日本寻常小学，设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教材由教师随编随教，学生抄读后，教师再就课文设问数条，让学生笔答，以此“实地试验其合用与否”。历经五年，共成七编，每编含50至80课不等。后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并配插图，交文澜书局于1902年石印出版。同年，廉南湖、俞仲还等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丁宝书任美术编辑，兼该校附设文明小学教员。至1903年6月，该局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已达20多种。这套清末壬寅癸卯学制时期最完备的小学教材，在中国近代课程教材史上地位显著，其中《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出自丁宝书之手。
章节体编著首部中国通史
从体例看，《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两册，共七篇，均采用章节体，叙述止于1899年俄国强租旅大、英国强租威海卫及法国强租广州湾。
节选部分目录以窥一斑：
中国之古代
第一章 唐虞三代（共八节）
太古 黄帝 唐虞 夏 殷 周之兴起 周之全盛 周室东迁
第二章 春秋战国（共八节）
春秋五霸 齐桓宋襄 晋秦楚之霸业 吴越之争 战国之雄 人才辈出 合纵连衡 秦之一统
可见，该书依时间顺序，按篇、章、节编排，分篇综论，因事设题，既分门别类又综合贯通，具备容量大、系统性强、结构清晰、便于检索的特点，属典型的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如今看来这虽平常，但在清末传统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仍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采用章节体实属难得。
细节编排上亦有创新，如插图与地图的运用。全书配有插图49幅，其中人物图26幅，如治水之夏禹、改郡县之秦始皇等；文物图7幅，如晋王羲之奉桔帖、吴道子真迹、奉天太祖等；历史地图16幅，如春秋战国时代、隋统一时代等。
此外，书中附有中西历法对照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丁宝书在《编辑大意》中写道：“中历年代，或一帝一易，或一帝数易。纪元分年，奇零错杂，欲计其前后距离之数，即成人亦易致恍惚。兹於后页附大事年表，用中西合历，庶前后距数若干，一检便得。”这种中西合历的大事年表，在当时亦属首创。
以进化论为编写指导思想
晚清是传统史学延续与近代史学萌生的交汇期。丁宝书在《编辑大意》中指出：“历史者，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缐，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这表明作者摒弃了传统史学专记一朝一姓兴亡、为帝王作家谱的观念，接受了近代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原则。
传统史学仅有朝代区分，缺乏时代概念。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批评道：“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他主张以“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作为分期依据，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七篇叙述中国历史，虽未直接使用“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之名，但时代划分与梁启超相近。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对应梁氏“上世史”；第二至第六篇叙述秦汉至元明历史，正值中央集权日趋完善、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大体对应“中世史”；第七篇“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则对应“近世史”。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将清朝前历史归为中世史，而丁宝书将整段清朝历史纳入“近世史”，本朝人写本朝史，如此划分亦有其道理。
梁启超以秦统一作为上世史与中世史的界标，丁宝书亦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叙述从太古无君主时代，到出现酋长，黄帝征服诸部落、开疆拓土，由酋长渐变为君主的过程。黄帝之后，尧舜禅让，至夏禹始定君主世袭制。周武王大封同姓功臣，确立封建制度。第二篇“秦汉三国时代”叙述秦王政一统天下后，鉴于封建弊端，改行郡县制。从此君主威权达于极点，三代治法荡灭无遗，以此彰显中国历史的进化。
多角度展示历史原貌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引用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观点：“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日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中国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也。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梁氏借此批判中国传统史书一味侧重政治史（且多为一家一姓的帝王史），指出真实的人类历史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篇幅虽短，内容却涵盖“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五端，呼应了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书中关于孔子和儒学、老庄诸家长短、宋代道学、明代阳明之学的叙述，归于“智力”门；叙述春秋齐国管仲殖财货、取东海鱼盐，两汉与大秦海陆商贸交通，南北朝商业工艺进步，归于“产业”门；叙述东晋王羲之书法妙绝千古，唐代李思训、吴道子善山水，宋代李公麟及徽宗画艺，归于“美术”门；叙述汉明帝求佛教、道教由来、唐代景教传入长安，归于“宗教”门；叙述商鞅变法、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汉武帝征匈奴、安史之乱、王安石变法、靖难之役与永乐之治、三藩之乱及台湾镇定、尼布楚条约等，归于“政治”门。在清末注重政治史的传统史书仍占主流之际，此书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充满经世救国时代精神
20世纪初，梁启超寄望于史教救国。他言：“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所欲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编纂新式史书以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博通时务、讲求实用、知晓强弱兴亡原因的人才，从而救国强国，成为当时进步史学家的共识，彰显了近代史学强烈的经世精神。
丁宝书编写《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内容选择与体例设计上均贯彻了史教救国宗旨。他在《编辑大意》中称：“是编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凡於世界有影响者，均再三注意，并绘圣哲仪容，使印入儿童脑髓，为他年步趋之目的。”“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换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搉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是编以发达实业教育为主。凡遇前代有崇工艺以致富强者，无不濡笔详载，庶儿童知实业之宝贵。”纵观全书，编者确是如此说，亦如此做。
尽管《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结构简单、内容浅显，但它率先构建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作为中国人采用章节体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此外，小学生用书负有启蒙重任，一部优秀的蒙学历史教科书能为小学生奠定良好的历史知识根基，使其受用终生。据说该书刊印四十余版，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多地发行，使用约十年，直至民国元年仍作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事虽始于细微，却绝不可忽视。中国史学史理应给予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