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多处党校旧址，探寻共产党人思想改造的高度自觉——
永远的熔炉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王德赛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寻根活动。李云鹏摄
梧桐深处，夏雨初歇。“七一”前夕，记者走进上海淮海中路567弄6号。
石库门里弄静默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却涌动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此创办了一所党员培训学校，对外挂牌“外国语学社”，这是我党建党前创办的首个培训机构。
老旧木楼梯吱呀作响，似有百年前青年们的足音回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革命先驱，当年正是在此地首次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严肃思考“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党”。
石库门之外，是无限的天空。这群平均年龄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理论武装与思想淬炼的熔炉中，提纯信仰，筑牢理想。
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记者走访多座党的培训机构旧址，感受熔炉热度，汲取感悟结晶。
石库门内，大浪淘沙始见真金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亚鹏曾听战友提起一桩事：某旅一名曾被评“理论学习标兵”的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讲情面、走过场，遭上级严厉批评。
这事如刺扎心。赴石库门寻根那天，他意在探寻革命前辈“学理论”的原初模样。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建后发出的首份通告。这份百余字的通告中，有一条极为具体：“中央局宣传部须在明年7月前，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书籍二十种以上。”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在“外国语学社”旧址，这些书籍静静陈列。透过泛黄书页，一个新生政党的清醒意识穿越时空，浮现眼前。
“彼时，党尚处襁褓，党员不过五十，枪支寥寥，却将理论武装视为头等大事。”王亚鹏感慨，“这非书生意气，乃是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无革命理论武装，便无‘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在石库门内，王亚鹏向记者讲述俞秀松的故事。
这位“外国语学社”日常主持者，亲历五四运动，参与过工读互助团——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群青年同住，半工半读，妄图以此改造社会，终告失败。迷茫之际，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顿被真理之光照亮。
俞秀松日记记录了他的思想蜕变历程——
“我从前抱利己主义，自去年起，方将狭义利己转为广义利他”“我们当觉悟，身处社会，绝非一人或少数人能独活”。
这颗点亮在上海滩的火种，在大西北寒风中炽烈燃烧。1939年，俞秀松于新疆被捕入狱，他嘱妻“共产党人的头杀不完、血流不尽，永远永远都要相信党”，慷慨就义。
“为何至死不渝？因真学真信科学理论，进而革命实践中真用真干。”王亚鹏在“云党课”上对全连官兵言道。
但走进石库门，读过《共产党宣言》者，并非皆能走到革命终点。伫立党的一大会址大型铜版浮雕《起点》前，望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人名字，记者久久沉思。
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何以有人辉煌、有人沉沦？
陈公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叛国。他在回忆随笔《我与共产党》中写道：“我当时视马克思主义仅为学说研究，未奉为信仰奉行。”
“陈公博读马克思主义，从未触及思想改造层面，书中道理未曾触动其灵魂。”王亚鹏说，“若理论不入思想、不入灵魂，仅是大脑皮层浮光掠影，风一吹即散。此教训，值得警惕。”
延安窑洞，“向我开炮”余音未绝
“左教授，您讲延安整风让人‘脱一层皮，换一身骨’，当下政治整训如何更入脑入心？”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现地教学课上，一名学员向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教授左吕敏提问。左教授转身指向身后窑洞：“答案，藏于此。”
窑洞门前标牌写着“高干二部学员（杨植霖曾居此）”。
此类窑洞，当年在延安沟峁间比比皆是。整风期间，这里掀起阵阵思想风暴。
杨植霖曾任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政委，自认“久经考验”革命战士，内心一度排斥思想改造。晚年回忆录中，他写道：“初闻‘改造’二字极感刺耳，我自搞多年革命，坐牢打过游击，怎还得改造？当时不少从敌后来老干部皆有此想，自认是‘自来红’，没有非无产阶级思想。”
“自来红”思想壁垒如何打破？翻阅中央党校留存会议记录，可感当年党内政治生活“火药味”——
“你只闹几杆枪，为何不主动在游击区发展党员？不扎根基层发动蒙汉群众？”“部队走到哪打到哪，却少建农村党支部、救国会组织”“只盯打仗，丢政委党建核心职责”……
指名道姓，直戳痛处，不留情面却饱含同志真诚。一次次思想“炮火”洗礼，让杨植霖终解心结：“后来越想越觉同志戳中病根，是真心实意帮我改造思想，此生感激此次批评。”回根据地后，他一手抓武装、一手抓基层党建与民族群众工作，成敌后抗日根据地落实整风精神典范。
杨植霖故事，仅是那场深刻思想改造运动一朵浪花。翻查资料，当年仅在党校参加整风中高级领导干部达3000余人。
面对一位战功赫赫红军老团长，同志们直指其犯军事教条主义，“正面佯攻，两面包抄”呆板战术致战士白白送命，尖锐批评令这名“天不怕、地不怕”指挥员面红耳赤。
“为何有些领导干部一人要点两支蜡烛”“为何有些领导干部装修窑洞，要额外多装一块玻璃”……党校三部墙报上，这样直率批评领导干部特权思想苗头。
批评不说“希望”，检讨不绕弯子，谁有毛病摆桌面晒一晒，此乃党的作风传统。
“这般作风传统，我们继承发扬好了吗？”延河之畔，左吕敏教授发问引人深思，不少学员低头。
“我的检视材料三易其稿才通过，前两稿只谈工作、不碰思想，第三稿才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间多是‘工作有时过于急躁’‘理论学习还要加强’等泛泛批评，未真正触及灵魂……”
“时代变，‘向自己开炮’老传统不能变！”反思辨析随即展开，学员们思绪如延河浪花，真正激荡……
两江交汇处，清浊源流自分明
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在此交汇。
南行23公里，记者抵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的西南学院旧址。此处今已纳入红岩红色文化旧址集群，访客络绎不绝。
黑白照片前，讲解员驻足：“江竹筠烈士，即大家熟知的江姐。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重庆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1947年2月，党组织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西南学院党的地下工作，将其打造成‘地下党校’。”
山雨欲来风满楼。彼时，西南学院进步学生多，但未建党组织。3月初，江竹筠找到该校唯一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借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多名党员，建立学院地下党支部。
身处敌后，隐蔽斗争，虽为“地下党校”，不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真理感召力体现于共产党员一言一行。
据罗永晔回忆，江姐掌管大笔活动经费，却常年仅两件换洗素色布旗袍，袖口领口磨得起毛，一处小破洞系她自己用同色细线缝补；日常往返，舍不得坐车，十多里山路常步行，省下的钱全存作支部活动备用金。
今人难想象，江姐甚至将“地下党校”办至敌人最黑暗魔窟。被捕后，她被关押渣滓洞监狱，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靠记忆默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主要内容，供讨论学习。
嘉陵江与长江清浊分流，似历史隐喻。
当年的西南学院，位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一隅。讲解员介绍，国民党1927年“清共”后，蒋介石在南京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抗战爆发后，该校迁至重庆。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哀叹：“共党进步神速，皆因有完整干部思想教育；本党再不改造思想、整顿干部，消亡无日。”按其要求，中共延安整风核心文件被列为“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资料，然收效甚微。
同办“党校”，国民党为何失败？翻看“中央政治学校”办学史，答案清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在校园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小圈子”。
这般学风校风，非熔炉，乃染缸。难怪考察重庆和延安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尖锐指出，共产党“训育重在改造内心，令理论见于行事”，国民党“党化教育仅重口头诵读，不能克除私心奢靡之弊”。
何为真正“改造内心”？烈士王朴与母亲留下清晰答案。
1945年，出身重庆江北富商地主家庭青年党员王朴，说服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办莲华小学——实为川东地下党“地下党校”，数年发展党员约700人。为支持武装斗争，金永华变卖所有家产折合近2000两黄金，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王朴身份暴露后，母亲劝其躲躲，他说：“我加入党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被捕后，他托狱友给母亲带口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重庆解放后，党组织欲归还金永华2000两黄金，老人坚决拒绝。1984年，金永华以84岁高龄入党，她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远方渡口，汽笛长鸣。这声音穿过百年风雨，似仍在追问：今日，我们将以何种作风承载思想改造重任？
（采访得到童康、徐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马列树”下寻根脉
河北平山县李家口村，有一棵老槐树，名曰“马列树”。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为少占民房，师生将课堂移至室外这棵老槐树下。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为何在进城前夜，还要置身山沟学马列？因众人深知，一个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党，最危险莫过于“思想懈怠”，必须为这场艰巨“赶考”做思想准备。
越是关键当口，越需思想淬火。今日，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期，我们追寻“马列树”根脉，正是要继承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思想改造永不停步”高度自觉——大树欲苍翠，根须往深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