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最近，两名中国籍数学家拿下菲尔茨奖的消息，确实引来了不少关注。这事儿顺带也让大家聊起了教育制度和人才发挥的问题，其中获奖者邓煜那些丰富多彩的个人爱好，更是成了讨论的热点。是不是那种更松弛的生活和科研方式，才更有利于出成果呢？大家对此争论挺多。毕竟这几年看下来，中国新生代科学家和产业家的风格，跟以前的人相比，差别还是挺大的。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搞科学的，尤其是做前沿理论研究的，性格往往有点怪，也没什么人情味。但这说到底是个全球性的刻板印象。客观来讲，搞前沿理论的天才，思维模式确实常跟普通人不一样，但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科学家的个性也是千差万别的，仔细翻翻这些人的传记就能明白。
不过比起传记，刻板印象的传播速度要快得多。哪怕是霍金这种大名鼎鼎的当代科学家，国内依然有一群人没看过他的传记，所以当他跟爱泼斯坦事件扯上关系时，不少人显得不知所措，觉得这是污蔑。其实传记里写得清清楚楚，霍金的私生活相当丰富，如果真了解情况，就不会觉得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了。
那些看起来没人情味的刻板印象，在过去很有市场，这也是个国际性问题，没必要动不动就往中国身上揽责。比如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曾有个译名叫《天才也性感》，这名字说白了就是在吐槽之前的刻板印象，希望能打破它。但问题是，《生活大爆炸》虽然打破了某些旧观念，却也制造了新刻板印象，比如大家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很多看法，就和这部剧及其衍生剧有关。只能说，刻板印象这东西实在太容易传播了。
抛开这些不谈，科学家如果能保持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总体上是利于科研的。但要注意的是，松弛不能靠套用刻板印象，得看个人。每个人感觉松弛的方式都不一样，模仿别人的松弛法肯定行不通。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公司搞团建，本意是让人放松，但因为不符合实际生活习惯，反而让员工不堪其扰。
再举个例子，月之暗面的创始人杨植麟作为顶尖计算机科学家，非常热爱摇滚乐。“月之暗面”这个名字就来自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最著名的一张专辑，他公司里很多部门的命名也用了乐队和专辑的名字。杨植麟自己当年也组过乐队，相信音乐肯定是他放松的一部分。但我们能指望所有计算机科学家都喜欢摇滚乐吗？这显然不现实。
和人的很多习惯一样，怎么过得松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环境。邓煜喜欢动漫，是因为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动漫；杨植麟喜爱音乐，则来自于时代变化中文娱传媒越来越丰富。我国过去几十年发展迅猛，各种文娱传媒作品的接触渠道爆发式增长，自然不同时代的人对娱乐的理解也不一样。因为这一代科学家的娱乐方式更接近大众认知，所以让人觉得更松弛。单纯去指责过去一个时代的人怎么样，未免有些高高在上了。
与其说我国新一代科学家更会享受生活，不如说我国整体新一代人都更会享受生活。说到底，过去几十年中国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生活条件改善，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生活条件好了，对生活的理解自然也更丰富。这和科学研究是一个道理，不能只谈人，不谈时代背景。既然在缺乏合适工具的情况下，很多天才科学家都没能解决复杂问题，那我们也该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享受生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国以前的很多科学家真的没有机会获得更高奖项吗？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文化和制度问题吗？现在的科研早就不是单纯靠天才就能完成的工作了，哪怕是数学这种极其依赖天赋的行业，也需要计算机帮忙。我国以前科研成就有限，可能更多是物质条件限制所致，大可不必进行各种莫名其妙的反思。
此外，我们也得承认，确实有一部分科学家会把工作当作放松的一部分，这对普通人来说很难理解，但也没那么复杂。说到底，对一部分人来说，完成工作的成就感能让他们感到松弛。我们要尊重人与人的不同，每个人感到松弛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国下一代年轻科学家的娱乐方式可能会更复杂一些，而我们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历史惯性以及生理学上接受新观念周期的极限，觉得这些年轻人莫名其妙。所谓的代际差异就是这样。中国发展得太快，各行各业一定会出现不同形式的代际差异，没必要莫名其妙地产生各种反思。
最起码，用拿奖多少来反思生活方式是很没必要的，反而会忽视真正的问题。以日本为例，国内吹捧日本诺贝尔奖多，是在本世纪开始流行的，但日本诺奖得主的科学成果，基本上都是在上个世纪完成的。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之后，日本科研产业衰落程度极其夸张，但别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意识到这一点的都不多，即使在日本本土，也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直到这几年，日本科研经费大幅度削减，科研工作完全靠留学生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了日本科技的衰落。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菲尔茨奖有一个年龄限制，所以反映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科研成果，邓煜等人证明了我国二十年前的教育制度的合理性。至于诺奖的话，一方面是延迟更久，另一方面是一部分领域诺奖一年发一次实际上并不符合科学规律，很多领域低垂的果实就已经被摘走了，相反有点分大饼的味道，所以中国在诺奖领域的爆发，可能会更晚一些。
虽然未来我国肯定会迎来一波奖项潮，但奖项说到底是之前的成就，而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在的问题。比如说有人拿这次的菲尔茨奖攻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说求真书院怎么没有培养出来这样的人才，但求真书院是2020之后才组建的，第一批学生才刚刚毕业啊。反思社会问题如果缺乏最基本的时间观念，那反思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毫无意义的。
产业界的情况倒是好一些。我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证明我国的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了顶级。人工智能就是现在的科技界大方向，说不定以后科研也都要依赖人工智能。产业界和教育科研制度之间的延迟关系，就明显更低。
如果真的说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们现在反思的话，那就是如何让人才发挥把潜力兑现。如今在各方面科研中，我国在设备上已经很接近先进水平了，但人才管理这个国际级别的老大难问题，在我国的矛盾可以说是比较尖锐的，也是我国科研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
上文说到，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我国代际之间的观念差距是很明显的。而在具体管理上，自然也就形成了上一个时代观念的人，管理这个时代观念的人的场面。科研机构和很多大公司里的矛盾也是由此形成的。所谓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如此，如何在环境里边释放人的潜力，是管理学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很不幸，这个问题没什么国际经验可以参考。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在人工智能上的表现。谷歌是人工智能人才最丰富的公司，不需要加之一这个定语，但在最近几个月人工智能上的表现却非常不稳定。谷歌也不缺算力，或许很大程度的因素在于，这些人才因为各种相互摩擦，并没有发挥出来所有的价值。
在这方面来说，Deepseek可能是个更积极的例子。虽然之前有新闻炒作说Deepseek核心员工离职，但对人工智能业界有了解的人自然明白，Deepseek的离职率其实是最低的一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待遇吗？Deepseek的待遇当然不错，但比起大厂恐怕也没什么优势。或许梁文锋的管理方式起了作用，之前就有多个信源说，Deepseek不怎么加班，因为梁文锋认为加班并不一定能释放生产力，或许这也是Deepseek的秘诀。
另一点有趣的地方在于Deepseek的招聘。最近Deepseek正在扩大团队规模，关于招聘的很多信息自然是保密的，但各路媒体通过拼凑消息，还是得到了不少有意思的消息，其中包括Deepseek喜欢竞赛生，不怎么喜欢那些资历很华丽的老一辈。或许是因为，竞赛生在智力上有保证，而Deepseek有信心发挥出来这些人的智力上限。
当然，管理模式这种东西不是靠模仿就能成功的，但我国当下很多管理模式确实有些过于陈旧了，这是我国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比如说加班问题，很多加班压根不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加班处理，只是单纯管理层想要发挥一下自己的权威，相信加班一定能带来好处。但这种模式只会影响生产力发展，增长社会矛盾。而这种问题也不止发生在公司，在科研院所之中，抱有类似陈旧观念的管理者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个全社会性的问题。
我国这些年确实一直在改善劳动者的环境，但想要打破不正确的加班观念，可能还是需要推动社会上的思考，政策也不是万能的。这些青年一代的科学家和产业家，完全是个很好的思考发起点，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该被拉到某些莫名其妙的民族性问题上去，那不过是上一代某些知识分子的路径依赖，是他们用来给自己“松弛”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说句不好听的，留给我们思考真正的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变革，至于这个变革是进步还是灾难，关键还要看社会意识能不能跟上生产力。这不需要宣传之中无所不能的AGI，即使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按照现在的路径，不产生什么石破天惊的新能力或是复杂的自我意识，它依然有能力在五年或是十年之后，消灭大量的白领岗位，同时对科研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机器人技术达不到尽善尽美，也足够消灭掉很多制造业岗位。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面对这些问题吗？我国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和产业家，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业与社会，都有很深刻的思考，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对未来的社会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我国还有不少人，依然对许多问题抱有旧日的观念。
比如说关于菲尔茨奖和这些年轻科学与产业界人士的思考，他们就又回到了那套无聊的传统反思模式之中，觉得一定是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出了问题，而不去思考真正的现实命题。因为他们的思维长期活在这个舒适区之中，已经跳不出来了，这些人对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青年科学家和产业家对社会的思考当然有借鉴意义，但这种思考不能靠模仿别人，是要靠每个人自己的思考。在这种时候，避免那些只会每天反思民族性的人占领中国的舆论场，是中国思考当下与未来的问题之中，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一环。
我们都希望，未来会有更好的生活，但科学技术并不是总能带来美好的生活，只有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点。处在历史转折之中的我们，理应去把握住关键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