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新大众文艺”？怎样说这个概念准确把握了当今文艺思潮波澜壮阔的脉动？它与过去的“人民文艺”“群众文艺”又有何差异？《新大众文艺是什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这本书，由杨庆祥主编，汇集了该领域权威学者的文章，把这些问题讲得透彻。这本书的出版，真是恰逢其时，既帮人弄清了“新大众文艺”的来龙去脉，又使得这个概念能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引领中国文艺的未来。
“新大众文艺”的动力来源和运作方式
杨庆祥为这本书写的序言，篇幅不长，但内容全面，既有概括又有启发。我特别欣赏里面的一句话：“不同于以往许多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群体自发行动，没有发起机制的情况下，主体的动力就非常关键。”这句话谈到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也接触到了它的运作方式。
如今这个“新大众文艺”时代，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艺创作者，也产生了新的文艺动力机制。杨庆祥在序中强调，就是这种动力机制：新文艺的“大众”生存的渴望、实现自我的冲动、表达的需求，乃至情感驱动和叙事冲动；所谓“叙事冲动”，就是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经历，说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所以说，“新大众文艺”是被这种综合动力驱动的，背后既是大众表达自我的机制，也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身份意识和自我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新大众文艺”给了人们面对人工智能的勇气，一种AI写作难以取代人类创作的信念。只要人们还有表达倾诉的本能，新大众文艺就不会缺少创作主体。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安排鲁迅在1930年写的《文艺的大众化》做开篇，一是为新大众文艺追根溯源，二是引导读者理解其“动力机制”背后“政治之力”的重要性。鲁迅写道：“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的“政治之力”，也为今日理解新大众文艺提供了视角。什么是政治之力？政治体现在哪里？政治的引导作用和约束作用怎样落实？如何把“政治之力”理解为鼓励和推动机制而不仅是限制和约束？当前各级作协、文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学院派的文艺研究者、批评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新大众文艺动力机制引发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
这本书也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新大众文艺”概念构成。
“新大众文艺”之“新”，不是说所有在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上创作的大众作品都是新大众文艺。如何在最广泛的大众文艺实践中认出新大众文艺，是个挑战，背后可能需要各层级的组织引导。因此，新大众文艺不完全是自发的，也不一定是自足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时，也有看似新的大众文艺，其实本质还是旧的。所以辨认“新”，首先是个基础工作，也是一个系统、组织、全面的工程。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到底包含哪些人和群体？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谁是大众？怎样定义大众？如何在千万网民中找出大众？正如书序中所问：“‘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谁’并不是明明白白的，它甚至可能被放一边、被淡化、被替换。对‘谁’的追问，就是新大众文艺一步步自我建立、自我主体的过程——大众的故事由大众来讲，人民的历史由人民来写，这一现代理想，在今天依然需要不断努力。”
由此看来，《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是本提问的书。它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实践的问题，也把“新大众文艺”看作一个历史实践过程来探讨，而不是先定下一个本质化的定义。
“新大众文艺”概念的落脚点还是“文艺”两个字。也就是说，不管“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多么庞大，如何包容，如何泛化，但“新大众”创作出来的终究是文艺。里面就有艺术、美学、文学的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规定“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属性。这也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不仅要“新”，不仅以“大众”为主体，还须“文艺”。
那么，“文艺”两个字该怎么落实？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已有提醒：“若文艺设法顺从，就很容易变成迎合大众，取悦大众。迎合和取悦，是不会对大众有力的。”这对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如何避免变成迎合、取悦、低俗的文艺，有警示作用。
这就牵涉到新大众文艺与现有文艺美学、文学性机制怎么对话的问题。怎样在新条件下衡量“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性、文学性、审美性？“新大众文艺”需不需要引导？正如本书作者之一李遇春在《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的：这里面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有“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
因此，该书中贺桂梅的《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艺和文学的关系：“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是不断分化出新的专门化媒介的过程，比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语言媒介，也许新大众文艺将是各种媒介形式的再综合与再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构想‘文学’和‘文艺’的基本关系：把文学这种核心的语言表达媒介，看作新大众文艺所有文艺形式的‘基础’和‘来源’，再构建文艺的整体视野。”换句话说，文学处于大脑和智能神经元的核心，“文学”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来源’，也许只有借助“文学性”，才能有效重构“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进而“重构文艺的整体视野”。而谷鹏飞在《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中提出的文艺应遵循的“形式标准”，也有指导意义：“一是文艺创作和批评要尊重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二是指文艺要因应时代和社会的变革而进行形式创新”。
文明形态和人类未来
贺桂梅在书中提出：“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剧烈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与往常不一样的是，将是一次‘文明’级别的巨变。”“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是“理想性”概念，是因为它最终触及的是“文明”形态和人类未来。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话语、想象新的可能”，就成新大众文艺更重要的目标，即“通过文艺实践去想象和创造新世界”。
“新大众文艺”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对“人”的存在状况、生命形态、心理状态的捕捉和呈现。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当今文坛另一个现象级思潮“大文学观”，都应该把“人”看作内在核心；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们，只有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历史背景下，关注生命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状态和内心世界的变化，把人的“灵魂”作为核心关切，才能真正讲出有温度有热情的中国人的故事，进而呈现人的未来图景。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作者们集中关注并试图克服的，是新媒体和电子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主义”倾向，从而有助于把“人”的问题放在“新大众文艺”中心。这也意味着在技术和媒介至上的时代，重构“某种与人关联的秩序”，进而“建构一种真正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任务，也关涉整个人类的未来图景。因此，人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观念意图和文化愿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是有未完成性的。恰如杨庆祥说，“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它同时是“种种力量博弈和对话”的“变量场”，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上不断深入探讨、持续推进的“话语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