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之前，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中国的书籍都是依靠笔墨手抄而成。这些书籍被称作“写本书”。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提到：“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从图书的生成与传播方式角度出发，我们可将先秦至唐末这段时期称为“写本时代”——若需复制多个书籍版本进行流通，只能通过手抄方式完成。《旧唐书》由五代后晋官方主持编纂，其中的《经籍志》是一份图书目录，记录了先秦至唐代的部分典籍。该目录篇末记载：开元年间，四部库房所藏书籍共计125960卷，全部采用益州麻纸手抄而成；收藏于集贤殿的御书，经库使用钿白牙轴，史库钿青牙轴，子库雕紫檀轴，集库配绿牙轴，以此来区分不同类别——这些书籍均为纸质行楷“写本书”。
如此庞大的书籍数量，由谁来抄写呢？答案是由“书佣”，即社会上那些贫穷但识字的人，他们受雇于官府、私人、寺观、书商等机构从事抄书工作，以此获得报酬。因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书佣受雇抄书，因此形成了“佣书业”。这种依靠手写方式生产、复制书籍的行业，始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于五代衰落。
理论上讲，自从图书出现之后，传抄者便应运而生。先秦诸子作品以及《离骚》《史记》等经典，都是通过手抄方式传播开来的。西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引自《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即为政府委托抄书以换取工钱；而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了上万卷政府藏书后，又雇佣人进行缮写，这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者。
关于佣书业，《后汉书·班超传》有明确描述：“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左右”即是与班超一同为官佣书之人，此乃“投笔从戎”之典故出处。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佣书。东汉侯瑾的《皇德传》亦记载：盖晋，敦煌人，“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为官书”也就是为官府抄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佣书业达到了极盛。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所载：阚泽，会稽山阴人士，世代务农，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盖晋是“为官佣书”，由官府出资让人抄写；而阚泽“为人佣书”，则是私人支付报酬雇人抄书。由此可见，此时佣书业不再局限于官府，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从“写本书”的出现到“佣书业”的兴盛，是图书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陈德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