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1日电（李紫薇）“翻译，就像跳舞。”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时，或许很难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诗歌。但在比尔·波特看来，这正是他从事中国诗歌翻译四十多年以来最贴切的比喻。
从寒山、柳宗元到韦应物、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这些跨越千年的诗人，在他的译笔下走进了英语世界。每一次翻译，对他而言，都像与一个从未谋面的舞伴共舞：既要听懂对方的节奏，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
他更愿意被称作诗人“舞伴”，而非“隐士寻访者”。很多人通过《空谷幽兰》认识了这位美国汉学家，这本书在出版多年后，又因电视剧《欢乐颂》再度引发关注，让更多读者意识到他长期在中国山林间行走的足迹。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真正的翻译，像跳舞。”这是他提到翻译时最常说的话。有人将翻译视为文字之间的转换，他却总爱从舞蹈入手。他说：“如果跳舞时我一直踩在对方脚上，那算不上跳舞。”好舞伴不是机械跟随，而是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一支舞。翻译也是如此，译者既要理解诗人的感情，又不能只是逐字翻译。
在他的书房中，一排排中国古典诗集整齐摆放。每当翻译一位诗人时，他都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相关资料，了解诗人的经历，也尽量搜集所有可能与诗歌相关的信息。
“我需要知道他写这首诗时多大年纪，经历了什么，甚至住在哪儿。”如果条件允许，他还会亲自前往诗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山是什么样，河流从哪儿经过，窗外能看到什么景色……这些在他看来并非多余，而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只有这样，我才能想象自己站在那里。”他说。在充分了解后，他才开始真正翻译。因为真正要抵达的，不是诗句的字面意思，而是诗人写下它时的心情。
每位诗人都有独特的“舞步”
在纪录片《The Dancing Poet》中，比尔·波特曾用“跳舞”来比喻翻译。他将李白的翻译比作探戈，韦应物的译作则像是华尔兹。他认为李白是“更狂放的舞者”，而韦应物则细腻优雅，不张扬。
诗人表达的方式各异，译者也必须随之调整节奏。在他看来，翻译一首诗，首先要捕捉诗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声音，同时也要找到译者自身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不是日常语言，而是在与诗人深入交流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风格。“你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声音。”他说。
翻译苏东坡时，他不能用平时与朋友交谈的那种英语。在他看来，译者需要先理解苏东坡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组织语言，然后再用英语找到一种能与之契合的表达方式。对待李白、韦应物或其他诗人，这种声音也需不断变化。
寻找声音的过程需要反复阅读。比尔·波特表示，一首诗有时要读上百遍甚至两百遍，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的节奏。译文完成后，他仍会不断修改。第二天重新读，可能替换一个词；再过段时间再看，又可能改动整句。即便是已经出版的译作，他也会时常觉得还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在他看来，翻译更像是一种表演。译者不能只是照搬原文，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处理诗句。就像两个人跳舞，如果只顾踩住对方的脚，整个舞蹈便会停滞。译者既要听到诗人的声音，也要在另一种语言中作出回应。
因此，比尔·波特从不认为存在完美无缺的翻译。每一次翻译，都是译者在特定时点和语言水平下的选择。有些句子他觉得满意，但更多的时候，他仍然在寻找更贴切、更自然的表达方式。
2026年6月17日，比尔·波特的新书《此心安处》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并不是所有中国诗人，都会成为他的翻译对象。“我必须和他有缘分。”他说。
这种缘分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刻意强求。遇到喜欢的诗人，他愿意花上数年时间与之相伴；如果没有共鸣，即使诗人再知名，他也不会勉强自己去翻译。
四十多年来的翻译旅程，让他不断思考，中国古典诗歌真正吸引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伟大的诗人不是在思考‘中国文化’。”他说，“他们是在超越文化，不断拓展文化本身，让它变得更为广阔。”
文化塑造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也赋予了一定的边界；而诗人和艺术家则不断突破这些界限，使得一种文化拥有持续生长的可能。
因此，在比尔·波特眼中，李白、苏轼、李清照、陶渊明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书写的是中国人的经验，却能跨越时间与地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也是他愿意持续与中国古典诗歌同行的原因。
诗歌属于一种文化，却不止于文化本身。翻译改变的是语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情感。正如比尔·波特所说，中国文化最珍贵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力。(完)
受访者简介：
比尔·波特（Bill Porter），笔名赤松（Red Pine），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汉学家，曾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专注古典诗词翻译，译有《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及王维、韦应物诗作等，出版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著作30余部。
